“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
诗题《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表现了诗人于秋夕读书之时产生的微妙感觉。“夕”是个值得玩味的词。“夕”表示时间，指的是夜晚，如“除夕”是指大年三十晚上。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指夜里看星星。这首诗中和读书相关联的是“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馀光”，这两句诗用了匡衡凿壁引光的典故，自然这也是夜晚。也有人认为“明灯何惜借馀光”是用了“余光”的典故。《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也有一定道理。但匡衡凿壁便有“借光”的意思了，后句是申明前句之意，而不必叠床架屋，再用一个典故了。
审视岑参此诗的意思，其“幽兴”便是由读书借光联想到升迁靠关系了。诗人先写自己“四十”始“为郎”有自伤身世之感。接着一句“雨滋苔藓侵阶绿，秋始梧桐覆井黄”，使他悟到，没有外力的作用，没有他人的提携，要想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走“干谒”这条道路了。干谒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求官方式，就连岑参的好友“诗圣”杜甫也曾经上诗权贵，献赋天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么向何人献诗进行干谒呢？岑参想到的是李进。“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明白地表达了自己欲选调之意。据研究资料，岑参与李进有一年时间同时在雍王府供职，虽然一个是品低职轻的文官，一个则是品高职重的武官。但是，李进虽为宗室，官大品高，然他“好从当时贤士游”，且好“赒人之急”，何况岑参亦非等闲之辈，其“识度清运，议论雅正，佳名早应，时辈所仰”（杜甫、裴荐《为补遗荐岑参状》），因而同府供事，彼此慕名结识、相为友善，已是自然之事了。于是，岑参于秋夕读书之时，生幽思之兴，发慨叹之辞，遂成佳句以献之。这里才婉转地点出了由读书而产生的“幽兴”。
太白墓在太平（今安徽当涂）采石矶，历来文人词客多有吊唁之作。黄景仁的生平、性格、诗歌风格同李白均有相似之处，其诗“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洪亮吉《黄君行状》）；他对李白也极钦慕，诗歌创作受李白影响也很大，因而他凭吊李白，更有特殊的超越常人的深沉感慨与真挚之情。
诗歌开篇，破空而出，开门见山指出此行的目的：“来咏史”。这样来吸引读者的注意，隐含了一种无限向往之情。但来到了采石矶，却“四顾无人”。“四顾无人”语出李白的《行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表达了寂寞之情和无人知的难过之感。“君忆玄晖我忆君”中“玄晖”是南齐著名诗人谢朓，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32首》之三】这句诗反映了作者对李白的崇敬之情。
下片，开始写出“江山如此”与李白最终在采石矶江边捉月仙去的传说，再次写出了对李白的崇敬。想起李白，他虽然是个大诗人，才华盖世，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却一生不得志，最后因为永王事牵连被流放，赦还后孤寂的死葬于此。又想到著名诗人谢朓 ，36岁便被诬陷下狱而死。由此联想到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才华横溢，文章斐然，却一个个壮志难酬葬身荒丘。再回想种种遭际，不禁百感交集，痛苦万端，心灵深处充塞了悲凉与愤慨，所以“怀古悠然”这是自然流露的情感。最后“雁叫芦花水拍天”以景结情，回到现实，与开头相照应，道出了人生的无奈与苦楚，世界还是那样继续，我还要生活。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