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起的家乡在吴兴（今属浙江湖州）。安史之乱后，钱起羁留急安（今陕西西安），难以归家。这首诗是写诗人在急安观秋雁南飞的感受。
此诗首联运用动静交错、点面结合的方法，寥寥数语，点画出一幅秋空雁过图。雁声凄凉，定下了全篇基调。颔联写鸿雁南飞的行色。一个“冷”字，一个“惊”字，更增添了全诗的悲凉气氛。颈联紧扣诗题，先写大雁征途遥远，呼应题中“征”字，再写诗人遥望大雁南飞，是写“送”字。诗人的担心，正说明他对大雁寄寓了深情。尾联以“乡愁”作结，正是题意所在。诗人目送大雁，视野逐渐模糊，仿佛随着大雁看到了故乡，于是乡愁渐生，转承得十分自然巧妙。
乡愁本是千古文人的一个传统主题。诗人遭逢动乱岁月，漂泊流落，久居急安，不能回归故土，只能寄情于怀想。这首诗就是写秋夜送雁南飞，雁引乡愁，诗人摹情写状，境界凄清，把乡愁咏叹得十分深沉和厚重。
《赤日炎炎似火烧》是《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押送生辰纲行至黄泥冈时，白日鼠白胜扮作挑酒桶的汉子所吟唱的诗作。
该诗的一、二句“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是从天空写到地上。天上烈日当头，骄阳如火；地上稻禾枯焦，土地干裂。大旱之年，酷热难耐，庄稼被烤晒得枯焦了，押送生辰纲的人们，又将热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四句“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从农夫百姓写到公子王孙。旱情如虎，眼望着田里的稻禾枯死，一年收成无望，心如汤煮油煎一般，这是农夫心理的真实写照。那些公子王孙们，既不会在田间劳作，也不会推车挑担在路上行走，居然也热得受不了，不住地摇起扇子。这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渲染天气的炎热，为押送生辰纲的杨志等人口渴思饮作铺垫，终于落入吴用所设计的圈套。三、四句描写了农夫与公子王孙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完全不同的心理和形态，预示着北宋王朝阶级矛盾正在日益激化。官逼民反，英雄好汉们终于聚义梁山，“替天行道”。
这首诗写于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为妾之后。婚后钱谦益为柳如是特辟居室“我闻室”，在室中夫妻诗歌唱和，该诗是其中之一。诗中写出了柳如是嫁给钱谦益的喜悦而又疑惧参半的复杂心情，既抒发了漂泊江湖的痛苦，又有新嫁之后的欢欣和对未来岁月的憧憬，还有隐隐的不安。全诗巧妙化用典故，辞藻精美，结构紧密，情绪一波三折，委曲婉转而又含蓄蕴藉。
开头两句感时伤事，凄婉深沉。“南国春来"既同诗题的“春日”呼应，又点明早春的料峭薄寒，而巧于装饰的作者却又长泪漫漫，伤感不已。诗作的遣词造语似乎是不经意的直叙，然而诗人的感情内蕴却已坦露无遗，而且也为下文的出现作了铺垫。三四两句“此去”对“向来”“柳花梦里”对“烟月愁端”，堪称工整，自然而然地烘托出了一种愁绪如缕、前路缥缈的情思，而且是那样沉重、那样难以排遣、那样难以捉摸。阴云笼罩下的月亮一向容易搅动不幸者的愁肠，嫩黄美好的柳花俨然是梦中景况。经过自己的选择而新嫁的柳如是，虽然称不上已经获得了幸福，但确凿无疑的是她那生命的孤舟已经驶进了宁静的港湾。因此，当读者细细咀嚼的时候，便会品味出作者的复杂心态：身处新生活中，一方面怀有对过去痛苦年月的辛酸，另一方面怀有对未来岁月的憧憬与不安。但此诗是“呈牧翁”的，对于其中表达的感情，实在也是一种消息，钱牧斋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他的和诗题目就称：“河东君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表示了宽慰之意。
诗的五六两句用了一个典故，即王昌事。钱牧斋在柳如是初访半野堂时，曾有“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之句，故柳如是结合感情上的困惑，再加生发。“画堂”和“兰桂室”自然是钱牧斋为她营造的温柔乡，然而其中的“消息”仍然难以知晓。躲在“翠帐”中独自审视自己的花容月貌，虽然满怀自信和希望，但能不能成为终生保障，也还是个问号。这两句一方面是表达作者的惶恐犹疑之情，另一方面是试探钱牧斋的诚意。诗的末尾两句“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看似随意点染，实则紧扣作者的感情，兰桂之室自应珍重，春日来时亦可随意凭栏，然而这都是“君家”的，以此进一步伸述了身入室中、心在室外的疑虑。
这首夫妻唱和诗不同于他人的作品，不含艳情，充满凄苦，这是柳如是的特殊身世和钱柳的独特结合决定的。
这首诗中菊花意象应是诗人自况。
诗先写“叹”的原因是“移时晚”。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菊花应在深秋开放，重阳节是赏菊的好时候。檐前的菊花因为移植的时间晚了，没能赶上在重阳佳节引万千人瞩目的环境中绽放。
其后，“明日萧条醉尽醒”，没有了重阳佳节其乐融融的氛围，赏花人的兴致由浓转薄直至曲终人散，你开的再绚烂多姿也没有什么用。
再写“众芳”被采撷，反衬甘菊不被用，更可叹。篱边的野花被精心采摘，甘菊因为生不逢时，即使花蕾缀满枝头，非但不再会有人驻足欣赏，而且将敌不过要与残酷风霜抗争的命运。诗人在诗作中叹息庭前的甘菊生不逢时，实为叹息自己没有机会为国家平定叛乱尽一份绵薄之力。杜甫饱读诗书，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却始终壮志难酬。诗人丰富的生命体验与磅礴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纵横交错，抽象的情感经验凝聚成菊花意象。“甘菊”有着极佳的药用价值，却不被人们所采摘，诗人满腹经纶，却得不到君王重用，落得“移时晚”的结局，诗人与菊花有着相似的命运，菊花内蕴为诗人心内之象的写照。
这首诗的尾联“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看似在嗟叹菊花长的枝繁叶茂，却不能避免风雪寒霜的打击，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菊花傲煞霜雪的气概，衬托出了菊花高层次、高品味的风格美。不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社会多么凋敝，杜甫决不在它面前闭上眼睛，而是大胆地予以揭露，表示自己的态度，指出解决的途径。
菊花的文化寓意与诗人的高尚情操相得益彰，菊花的顽强执著精神与诗人永不磨灭的意志交相辉映，而菊花的审美意蕴也正与诗人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相映成辉。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