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表达了诗人对远离久别丈夫的真挚感情，隐约透露了她忧虑丈夫移情别恋的苦衷。全诗刻画心理活动既细致入微，又具体形象，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首联一开头，就通过手的动作来展示心理活动。她提起“丹青”画笔，正想下笔作画。然而，她犹疑了。不知道该怎么画，还是“先拈宝镜”，照照容颜吧。可是一“拈宝镜”，却给她带来一股“寒”意。“宝镜”“寒”的原因，分不清是冰凉的镜体给人一种“寒”的感觉，还是诗人的心境寒凉。一“寒”字，既状物情，又发人意。
颔联进一步写诗人对镜自怜：她心中已自感玉容憔悴，而此刻细细端详，发觉鬓发也开始有点稀疏了。“惊”是因为“颜索寞”而引起的心理活动。“已惊”表明平素已有所感触，而此时照镜，更惊觉青春易逝。“颜索寞”，明显易见；“鬓凋残”细微难察，用“渐觉”一语，十分确当写出她愈来愈苦这一心理状态。
颈联中“泪眼”代指诗人的肖像，“愁肠”指心灵的痛苦。一“易”一“难”，互为映衬。这里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矛盾对比中，刻画怀念丈夫的深情。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四出杜丽娘自画肖像时说过两句话：“三分春色描将易，一段伤心写出难。”当是脱胎于此。
尾联点出写真寄外的目的。诗人辞恳意切地叮嘱丈夫：“想你大概把我完全忘光了吧，送上这张画，让你时时看看我。”“恐”，猜想，是诗人估量丈夫时的心理状态。一“恐”一“浑”，准确地描绘出自己微妙的感情活动。本来，仆人回家取琴书等物时，诗人察觉丈夫已有“别依丝萝”、把糟糠之情全“忘却”的意向。但她在诗中却避免了作正面的肯定，而用了估量、猜测的口吻，这就不致伤害丈夫的自尊心，而且给他留下回心转意的余地。一“恐”字，把诗人既疑虑又体谅丈夫的感情，委婉曲折地吐露出来，可谓用心良苦。末句，直陈胸臆，正面规劝丈夫：“时展画图看”，遥应首句，语短情长。
此诗对人物的神态动作描写和心理活动的刻画是很出色的。它也从侧面透露出封建时代妇女的不幸和痛苦。全诗情感表达真挚，有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据记载，南楚材看了这首诗后，回心转意，辞掉了颍地长官的那桩婚事。
《汉江》这首诗，是诗人写他在一个暮春的傍晚行经汉江时的所见所感。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写出春日洁静宁适的景象。其中的“溶溶漾漾”，是形容汉江江水在日光下流动，波光闪烁的美丽样子。在这种水波荡漾的汉江中，水面上白鹭翻飞嬉戏，给人一种宁静美好的感觉。至于“绿净春深好染衣”一句，则是使用夸饰的手法，描述出汉江的江水，在盛春时节呈现出碧绿澄净的样子，乍看之下，仿佛可以取来作为染饰衣服之用。“绿净”是写汉江江水的碧绿澄净，“春深”则说明作者经过汉江时正是暮春时节，也交待致使汉江江水碧绿澄净的原因，这样的修辞，将春意的新、净、亮、丽的特质，全都蕴含在其中。
“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通过上联对汉江美好春景的描写，带出春日之景虽然美好，作者心中对岁月的感慨，联想到又是新的一年到来，象征着人的年华又老了一岁。“南去北来人自老”一句，就是作者对自身南来北往年华消失的感慨。“人自老”三字，主要在表达年华老去的不自觉和无可避免。“夕阳长送钓船归”一句，则是描写每当夕阳西下时，便是钓船归返之时，如此日复一日，仿佛西沉的夕阳恒久以来，都在长送钓船回航一样。我们由此回想，当明天日出时，钓船就会再度出航，然后周而复始。人生的世代更迭，新人替换旧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在面对“南去北来人自老”的感触中，又何必自伤。如此接续描述，便自然在岁月消逝的无奈中，带出一些潇洒的意味来。
一、二句是写诗人试后登楼所见。“春云浓淡日微光，双阙重门耸建章。”诗人登上开封府内的考选楼，只见春云浓淡，不一变幻，然“浓妆淡抹总相宜”，更兼日曜微光，以至日光和谐，衬作宫殿的背景，使“双阙重门耸建章”有广袤的空间背景。从外观到内景，写得凝重，而又背景浑厚。一、二两句，不无“大宋威武，天下太平”之意。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楼后内心所感。“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不上宫殿中的铨楼没几天，只见满城无数柳梢黄，时光荏苒，岁月无情，登此铨楼，诗人若有所思。科举考试，至宋臻于极盛，朝廷有“选举法’’，诗人身为朝臣，亲自与事，登临考楼，得无思乎？“无算”一词，却于全句通俗中见古雅。
诗人考试毕登临，他的心态，似慰勉，似忻喜，似览观盛世，似不无忧世。从宏观背景，到满城柳梢，从外观“双阙”，到内景宋宫，从院楼群落，到铨楼一处，从春云浓淡，到柳梢泛黄，无不全收诗人眼底，作了层次分明，色调丰富的反映，全诗以自然美为主调，由于诗人素主行文简淡，写自然美也不浓妆而工淡抹，于简淡中见多样，更需识力和功力。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