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选入宫中宜春院的歌舞妓称“内人”。她们一入深宫内院，就与外界隔绝，被剥夺了自由和人生幸福。这首诗题为“赠内人”，其实并不可能真向她们投赠诗篇，不过借此题目来驰骋诗人的遐想和遥念而已。这是一首宫怨诗，但诗人匠心独运，不落窠臼，既不正面描写她们的凄凉寂寞的生活，也不直接道出她们的愁肠万转的怨情，只从她们中间一个人在月下、灯畔的两个颇为微妙的动作，折射出她的遭遇、处境和心情。
诗的首句“禁门宫树月痕过”，乍看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写景句子，而诗人在用字遣词上却是费了一番斟酌的。“禁门宫树”，点明地点，但门而曰“禁门”，树而曰“宫树”，就烘托出了宫禁森严、重门深闭的环境气氛。“月痕过”，点明时间，但月而曰“月痕”，就给人以暗淡朦胧之感，而接以一个“过”字，更有深意存乎其间，既暗示即将出场的月下之人在百无聊赖之中伫立凝望已久，又从光阴的流逝中暗示此人青春的虚度。
第二句“媚眼惟看宿鹭窠”，紧承上句所写的禁门边月过树梢之景，引出了地面上仰首望景之人。“媚眼”两字，说明望景之人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美貌的少女，《诗经·卫风·硕人》就曾以“美目盼兮”四个字传神地点出了庄姜之美。但可怜这位美貌的少女，空有明媚的双目，却看不到禁门外的世界。此刻在月光掩映下，她正在看宿鹭的窠巢，不仅是看，而且是“惟看”。这是因为，在如同牢狱的宫禁中，环境单调得实在没有东西可看，她无可奈何地惟有把目光投向那高高在宫树之上的鹭窠；也可能因为，周围可看的景物虽多，而惟有树梢的鹭窠富有生活气息，所以吸引住了她的视线。这里，诗人没有进一步揭示她在“惟看宿鹭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留待读者去想象的。不妨假设，此时月过宫树，飞鸟早已投林，她在凝望鹭窠时会想：飞鸟还有归宿，还有“家庭”，它们还可以飞出禁门，在广大的天地中游翔，而自己不知何时才能飞出牢笼，重回人间。一双媚眼所注，是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的憧憬的。
诗的下半首又变换了一个场景，把镜头从户外转向户内，从宫院的树梢头移到室内的灯光下，现出了一个斜拔玉钗、拨救飞蛾的近景。前一句“斜拔玉钗灯影畔”，是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画出了诗中人的一个极其优美的女性动作，显示了这位少女的风姿。后一句“剔开红焰救飞蛾”，是说明“斜拔玉钗”的意向所在，显示了这位少女的善良心愿。这里，诗人也没有进一步揭示她的内心活动，而读者自会这样设想：如果说她看到飞鸟归巢会感伤自己还不如飞鸟，那么，当她看到飞蛾投火会感伤自己的命运好似飞蛾，而剔开红焰，救出飞蛾，既是对飞蛾的一腔同情，也是出于自我哀怜。
这是一首造意深曲、耐人寻味的宫怨诗，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
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这首诗，《乐府诗集》收入卷七十九，作《近代曲辞》；《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八作《乐府辞》；《全唐诗》卷二十七作《杂曲歌辞》，都未著作者姓名。“水调歌”，古代乐曲名。《全唐诗》题下注：“水调，商调曲也。唐曲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本篇即歌的第一叠。它是按照“水调歌”的曲谱填写的歌词，因此在声韵上不大符合一般七言绝句的平仄格律。
这首诗写的是驻守在西域边境荒野上的连营军士，闻警候令待征的情景。诗的首二句，就黄昏至星夜军营极目所见着笔，起得平缓。“平沙落日大荒西”一句，写出地面的辽阔荒远，描绘出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缓缓西沉的景象。“陇上明星高复低”一句接写夜景。日落而星出，一切景物都销声匿迹，只见陇山之上明星闪烁，则夜静可知。“高复低”三字，又状出星空夜转的景象，说明时间在缓移，静夜在加深。诗从日落写到星出星移，在时间进程上和诗的结构、语势上，都给人一种悠缓的感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导读者逐步进入诗人在这两句诗里着意表现的静谧境界。
第三句陡转，点出军情。古代边防地带，隔一段距离就于高处设一烽火台，贮狼粪于其上，一旦发现敌情，则燃火示警。“孤山几处看烽火”，是说原野上连营驻守的军士，突然看到几处孤山上燃起的报警的烽火。烽火起于幽深的静夜，划破沉寂的夜空，已使人触目而心惊。又曰“孤山几处”，则又见警报由远及近向军营飞速递传而来。极力写出军情的紧急，一下子扣紧读者的心弦。这一句在结构、语势上，以及它所描述的情事，都恰好与前二句相反，给人以一种突兀、紧迫之感。同时，由于前二句的铺叙及环境气氛的渲染，更易于从悠缓宁静中见突然、危迫与紧张。故前二句乃是欲张先弛，以收取以平显兀、以缓显迫、以静显动的艺术效果，而成为本句的绝好衬垫。
第四句接写敌情传来后军营的反应。安扎在原野上的座座军营，连成一片，故曰“连营”，关顾首句“大荒”，也点出军势之盛。警报传来，连营军士临危而不乱，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容就绪，单等军令下达，鼙鼓擂响，即出战迎敌。“壮士连营候鼓鼙”，“候”字下得极妙。有的选本改“候”为“听”，不仅没有可靠的版本依据，而且使韵味顿损。“候”者，待令以出征，动在令先，则连营将士行动之神速、戒备之森严、军容之整肃可见；“听”却不同了，闻令而未动，则行动之迟缓、军容之涣散可知。第三句极写军情的紧急，造成紧张危迫的气氛，又正好是本句所叙写的情事的绝好衬垫，突现出连营将士大敌当前而无所畏惧、从容以待敌的气概和风度。这首诗全以纯客观的笔调写景叙事，丝毫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但是由于它采用层层渲染烘托衬垫的艺术手法，造成环境气氛上的有张有弛，再配以结构、语势上的起伏跌宕，故仍能紧紧抓住读者，扣人心弦。
从诗中可知，胡逸老此人为人不慕荣利，雅有山水之趣。黄庭坚在敬慕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高雅情怀。
诗人先发议论：诗书传家能使后代成才，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祸害。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据《汉书·韦贤传》，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教育了四个儿子，都很有成就。赞美了胡逸老的诗礼传家，显示其品格的清高，令人仰慕。首联二句劈空而来，气势惊挺。
颔联承上，进一步赞美庵主的仁爱之心。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和气必能致祥，后代必得佳子弟。这里用了韦康、韦诞兄弟的典故。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孔融赞扬韦端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诗人意谓，胡逸老必能像韦端那样，明珠出于蚌胎，佳子弟出于门庭。
颈联转到正面写致虚庵。白天闲坐庵中，眼前的山景如一幅幅图画映出；入夜倚于窗前，只觉风雨飒飒而来。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诗评家认为这两句“奇”。之所以奇，是因为：第一，化静为动。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作了动态描写。“出”、“来”二字，将山水写活。第二，化实为虚。什么样的“画图”，尽可让读者去想象；夜来风雨是隔窗听到，并非眼见，也是虚写实事。第三，情景交融。五句写视觉，六句写听觉，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宴坐的闲适，听雨的从容，都在不言之中。庵主高雅的人格、广阔的胸襟，与前两联一脉相承。只不过前两联是直叙，这里是衬托。
尾联总收全诗，照应开头。以闲逸之心观山观水，山水的妙境能常现于心目之前。而山水的清淑之气又能涤荡肠胃，使此心澄清无滓，一尘不染。这里一方面说胡逸老，另一方面也披露了诗人自己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