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边采莲妇》是乐府古题之一。诗人借助于这一古题，刻画出一个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子形象。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对比的写法。诗人把“小姑织白纡，未解将人语”和“大嫂采芙蓉，”“莫使外人逢”相对比。
前两句描写小姑子在家纺织麻布，不懂的与外人打交道，还有大嫂子在溪水里采摘芙蓉，美丽动人。形象生动地描写出了一个朴实的乡下妇女，清新脱俗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描写大哥走后大嫂的表现，加上运用典故，更能体现出他们之间夫妻相爱，也从侧面体现了古代妇女对于自己的贞洁是非常看重的。
“愿”字将诗人多大嫂珍重自己贞操的希望渲染的淋漓尽致。运用典故，加深感受。‘“未解”一词体现出了小姑的淳朴与自然，更能看出古时女子的淳朴善良，引入喜欢。
小姑在家中，尚且要“将人语”，大嫂在野外，反要“莫使外人逢。”以小姑的天真烂漫，来衬托“大嫂”的拘谨防范。使我们了解到采莲妇的贤淑和纯朴。诗歌在最后，又以“愿学秋胡妻，贞心比古松”结尾，把采莲妇的贞洁之心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湖边采莲妇》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通过对小事的描写，形象生动的写出了古代妇女对贞操的看重。同时借用典故，更加强了对妻子对丈夫的忠贞的描写。从民间小事剖析出大道理，更能和读者产生共鸣。
这首金乡张氏园亭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的时候应张氏园亭的主人之约而写的。全诗的佳处在于生动的描写。诗歌的前四句利用典故阐明了张氏花园的富庶与高雅。“亭馆连城敌谢家”，开首便气势恢宏，将张氏园亭的繁华述说殆尽。亭台楼阁像城墙一样绵延起伏，勾勒出一条触目的天际线，谢家指的是东晋的谢氏大家族。曾经富甲一方，经营东南，世代为冠带豪门。张氏园亭既然如此繁华恢弘，其四季的风景也足以和天上的彩霞之美一比高下。
在首联的铺陈之后，诗人笔锋一转，跳出描写富贵离不开满堂金玉的窠臼，将笔触伸到了隐士的故事上去。高层的文人不仅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必须有高雅的情调。颔联的“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接连用了两个《史记》里的典故，《货殖列传》里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JlI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东陵隐士瓜的典故来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里面说“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在这里引用这两个典故是说明张氏园亭的主人不仅富裕非常，而且有高雅的隐士之风。
诗歌的颈联“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历来被人称颂的佳句，这句诗将园林中鸟禽对语，鲜花争相斗艳的情景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
尾联与颈联之意相同，并抒发诗人的情感。园中景色迷人，主任又是如此好客，而我呢，有无政务缠身，正好在园中尽兴玩赏，与主人一醉方休，直至参横月落，再领略园中的夜景。此联一句直抒喜悦无比的心情，二句进一步拓展延伸白天所见美景，虚构最后夜园景色更让人陶醉，“醉”暗说园主人待客热情。此联回应首联写得面面俱到，情意深长。
这首诗虽是写游园，尽情刻画园林美丽，但写出了景物情意交融的境界，另辟蹊径的写作技巧，使人读后顿感无情之物有深情，全诗虽一字未提到园主人，但园主人无时不在陪伴你在园中赏玩。此诗用典密切景情，体制章法严谨细密，对偶工稳，是宋初诗“每首必有一联工，又多在景联，晚唐之定例也”的典范。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