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叹》的前半部分主要写这次旱灾，后半部分写战乱，并对天灾人祸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极言民生疾苦。
诗中说，久旱无雨，田地里干旱得尘土飞扬，湖泊池塘都干涸了，飞鸟缺水而死，鱼儿干涸而死，成千上万的灾民逃荒流散，一片荒凉景象。这个时候，河北一带仍然被安史叛军占据，叛军就像豺狼虎豹，凶暴横行，残害人民，而朝廷军队连影子都看不见。杜甫认为天灾人祸都与朝廷的政策失当和腐败无能有关。他说：“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拿贞观之治与现实作比较，显然唐肃宗不可能像唐太宗那样平定和大治天下，唐肃宗身边的那些大臣，也无法与贞观年间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名臣相比，如今的朝廷是令人失望的。
旱灾接着饥荒，在华州的生活十分艰难，现实政治又是如此让人失望，司功参军的职务也不能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更谈不上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了。于是，在立秋后不久，杜甫毅然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开始了他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诗的未尾对贞观之治的追忆和贞观君臣的赞扬很明显是在表示对现实堤的不满。
先写太阳照耀郁蒸难开，在请问苍天无雷时似乎也在暗示朝政失度；次写旱灾严重程度和百姓流亡生活，兼及安史之乱仍未并息的时局现状。在这种天灾人祸的现实中，诗人对案不能食之余想到的是今昔的对比，诗的末尾对贞观之治的追忆和贞观君臣的赞扬很明显是在表示对现实朝政的不满。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
词的上片写见月兴怀，由思人梦以及梦后的悲伤，丝丝入扣，言简意赅，又极富艺术韵味。“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两句，见月兴怀，引发作词之灵感。眼前的月色，令词人追思当年苏州南桥附近的街巷。自然唤起他如水的柔情和美好的回忆。“茫茫”，辽阔，深远之意。这里接在“明月”之下，便觉词人有无限感慨。“梦游熟处，一枕啼秋雨”两句，言思之人梦。这两句写因怀想入梦，以及梦醒后的伤感。“秋雨”，比喻泪水。“一枕”句，锤炼极工而又不露痕迹，化用李清照词《采桑子·芭蕉》“伤心枕上三更雨”句意，既言梦境之短，又见泪水之多。
词的下片正面抒发怀念苏州之情，以及难于名状的人生遗憾。“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一韵，正面抒写怀恋苏州。“可惜”二字，既怀恋又后悔，感叹自己住在苏州，情溢于词，见出其恋恋苏州之情，何其之深也。“心期误”，言人事多变。词人本想早归或已拟定回苏州之日，但人事蹉跎，一误再误，竞不能如愿。三个字，寄托了词人的隐痛。一个“心期”，一个“误”字，包含词人人生遗恨。“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二韵，以景结情，无限怅惘尽在不言之中。这等景象，令人兴怀。词人思念故地、故人，渲染得出神入化，缠绵深挚。结句“天远青山暮”，化用欧阳修词《踏莎行·候馆梅残》：“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句意。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以时空人事的变化，来反衬词人对苏州的眷念之情始终不变。结构严密，语言自然流畅，言有尽而意无穷。全词运笔轻灵，颇见深情和远韵，是一首婉约深曲疏快的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