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四十句，每八句用一韵，为一层诗意，共五层诗意。声韵随情而变。平仄互换。诗中描绘清漳政通民和，风俗淳古，礼乐之乡，歌颂贤吏李聿。全唐诗有李聿小传，曾作清漳令，后为尚书郎。从全诗中反映了李白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并形象地描绘出理想的社会蓝图。充满着自信和豪情。
诗从开端到“惠与清漳流”为第一段，紧扣诗题，概略介绍李聿的才识、气质、治邑的惠政，预示其是前途远大，无可限量的青云人物。开端两句概述李氏家族，传宗百万代（夸张说法），宗干支脉，遍布中州大地。这种介绍法，因始祖为道圣李耳，当今又是李氏天下，颇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用以衬托下面对李聿的介绍。李聿是天赋与的才识和美德，作为县令，日日为苍生忧患。这四句以树木的繁盛比喻李氏繁衍百代，而遍布全国。又以天开青云比况其才能德性，正因如此，李聿才日日替百姓着想。为百姓生活能幸福安居，日夜思虑谋画。这是李白理想中的贤吏形象，对于现实的李聿，可能更富于理想化了。接着又用四句诗，概括其政绩。前两句化用孔子的话。孔子观子游治武城，闻弦歌声，曾感慨地说：“割鸡焉用牛刀。”李白用此典故是说李聿是治国的大才，治理清漳小邑，如同用宰牛刀割鸡，将来前途如大刀宰牛，必有大用。因其大德大才治邑，德政如雷声响遍四境之内，其给与百姓的好处，又如清漳水流滋润着全县百姓。这就使“青云器”、“苍生忧”形象而具体化了，开花结果了。李聿不愧为李氏的后代，为李氏又争了光。
接着诗人又用八句诗写李聿以礼乐治邑，邑清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让太古之风。前两句写李聿如同孔子弟子子游治理武城邑，以礼制教化百姓，以歌声感化百姓，音乐之声，唐尧之曲，深入人心。而县令李聿却是不拘礼法，脱略官服而不顾，颇似隐士。县令风度惠及百姓，民心和而得天真之性，民风淳朴如上古三皇之世。白日牛羊散在田间南北通行的道路上，而入夜，家家不闭户，不担心被盗。中间这四句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图景，人性天真疏放，淳朴自然，礼让谦和，不争不贪，无贫无富之分。正因如此、诗人以惊异之情，询问百姓，探竟其原因，得到了“贤人宰吾土”的满意回答，点逗出诗眼。吏治非常重要，德教也是非常重要。这就具体点明李聿治政思想和个性。
接着诗人再用八句诗，写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无游闲好逸之徒，吏无苛政繁扰。县人遍植桃李树，树树垂荫，散发芳香。河堤绕着渌水，桑柘树连排，远及青云。美女不打扮妖冶之容，白天成群结队，提笼采桑。夜间缲丝织布，机杼和鸣，百里之内，声息相闻。八句诗状出百姓，男耕女织，各安其业，社会繁荣，发达兴旺，民富可知。这正是礼乐弦歌教化的结果。从百姓这个侧面颂扬李聿德政治绩。照应“为苍生忧”句。再次证明治政美过于安民，感化人心。唯此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李聿正是这样的官吏。惠及百姓后，而心自安无忧。
接着诗人用八句诗，写邑内政治安定，民无诉讼，贤吏逸豫。诗人形象地描写官衙内无讼事，群鸟落在官衙台阶上，而县令却依然高卧北窗下，翻阅着道家书籍。官衙檐边挂着用蒲草编的鞭子，用来对犯罪人行刑，表示羞辱之意罢了。在皓月当空，月光入户之时，琴声清悠。人息静寂，风吹入室，此时县令李聿长啸抒心，无言高卧，如上古的伏羲皇帝，和乐安详。“讼息”一句化用谢灵运的“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之意，以示政通民和，民绝诉讼。“高卧”句又用陶渊明为彭泽令，高卧北窗下，翻阅书籍，自称是羲皇上人，抚无弦之琴以自乐。“蒲鞭”二句，又用东汉南阳太守刘宽的典故，人有过失，但用蒲鞭捶打，而不用苦刑，表示羞辱之意，令其知耻而改过。李白在这八句诗中频用典故，赞美李聿如陶潜、刘宽治邑以德，而不唯刑。民知礼而耻过，政治清明。这是百姓乐业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是诗意的深化。
诗中结尾八句，集中笔墨赞美李聿为官清廉，洞察民情，明辨是非，公正无私。诗的前四句，化用鲍照“清如玉壶冰”的诗意，进而比较李聿官清如水，玉壶冰水，清澈见底。清光可见毫发，白亮透明可照群人之情。这四句诗喻人至美，本质圣洁，光采照人，是一位内外一致彻底透明的人物，为官自然清如水，明如镜，为民造福。这就是诗人所称赞的“贤人”。接着诗人再用四句赞美李聿的佳政：燕赵百姓，同颂其嘉政，共传其美名，而我李白这位过客，观赏行人歌谣，因为这个缘故，歌诵你的德政与美好声誉。这八句诗采取比较与间接写法，刻画李聿的形神美，超出清漳，越及燕赵，传名当世，流芳百世。总结全诗，照应开端。收结有力，余音绕梁，回味无尽。
李白所颂扬的清漳县令李聿，体现出他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时对现实中信谗任佞，贪官鱼肉人民，是一个否定。他更希望李氏子弟不辱李氏宗祖，不辱李氏王朝，无愧于百姓的父母官，如李聿一样，治理好地方，惠及百姓。这就是李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李聿的原因，也是李白所追求的作人价值。然而李白为社会开出这一良方，没有被当时统治集团所接受。同前贤一样，只能存在古代所谓圣贤的头脑里、口头上、文字中，只是空想而已。李白也不例外，这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李白这首五言古诗写得高古淡远，纵横变化，开唐代五古格高意远，神情横逸，变化神奇的正风，是唐人五古中的佳作。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