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写夜季之景，寄托词人归隐而去的愿望之作。
词的上片着重歌咏“三高”，以抒发追思先贤的幽情。“挽住风前柳，问鸱夷当日扁舟，近曾来否？”表达追怀范蠡之情。笔姿潇洒，落响不凡。一下子便将读者带入了追忆住昔的艺术境界。词人以“风前挽柳”发问，构思奇特；而所问之事，则为当年鸱夷子的扁舟。接着以“月落潮生无限事，零落茶烟未久。”这两句是词人在缅怀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抓住了其嗜茗的典型细节，突现出其隐居生活的无限情趣。“谩留得莼鲈依旧。”引用的是张翰因秋风起思念故乡莼羹鲈脍的故事，追忆当年弃官归隐的贤士张翰。张翰的情怀，已成往迹，此时只有莼菜鲈鱼，依然留味人间。词人不禁再次感慨发问：“可是功名从来误，抚荒祠、谁继风流后？”词人身处野草荒芜的古寺，思及古人前贤的功名之事，不禁感慨万千。
词的下片着重写钓雪亭边夜雪的情景，进而表明自己如前贤一样隐居垂钓的心愿。“江涵雁影梅花瘦，四无尘、雪飞云起，夜窗如昼。”这三句先点季节，次写雪飞，再写雪景，笔调秀丽。思澈神清，绘景如画，接着以“万里乾坤清绝处，付与渔翁钓叟。又恰是、题诗时候。”三句引发赞叹之情。这江山夜雪，万里乾坤，霎时成为琼瑶世界。可是这清绝人寰的胜景，又有谁来欣赏呢？看来只能“付与渔翁钓叟”了。这时，只有他们是天地间真正的主人。除此以外，对于词人来说，也是最好不过的题诗的时候。词人思量至此，不觉逸兴顿生，“猛拍阑干呼鸥鹭，道他年、我亦垂纶手。飞过我，共樽酒。”表明词人此时内心全为清景所陶醉，也表达了对“三高”的高度崇敬的心情。这里所呼唤的鸥鹭，虚实结合，言明心志。言其为虚指，是即使有，它们未必能懂得人的心意。说是实指，古时誓志高隐的人，都惯于和鸥鹭结盟为友，因此志同道合有意隐居于江湖的人士，可以称为鸥盟，词人是和友人赵子野等同来的，称他们为同盟的鸥鹭，也是非常切合的。
在词的上片，词人纵情歌赞三高的高风亮节，以实写虚，先拓开境界。而以“抚荒祠谁继风流后”一句，为下片即景抒怀歌咏钓雪亭这一主题，奠定了根基。上片所咏，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衬笔。下片写钓雪亭上所见的江天夜雪的清景，以及词人和友人在观赏此景之后，对渔翁钓叟的艳羡，对水边鸥鹭的深情呼唤，对自己他年有志垂纶的衷心誓愿，才是这首词的主体。这首词有意在笔先、一唱三叹、情景交融、神余言外之妙。除此之外，意境清新、优美，语言隽丽，表现出词人清俊潇洒的风格，是一首成功之作。
诗题“古意”，与“拟古”、“效古”相似，多咏前代故事，以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首古意诗，所咏地点、人物似与作者所在的南朝无涉，但却采用了以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南朝的一些现实。
起句“挟瑟丛台下”，是说一位女子带着叫做瑟的乐器来到丛台的下边。按《汉书·高后纪》云：“高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丛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台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汉时台下当有宫室。“挟瑟”恐有一典故，然不知最早的出处何在。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的北齐诗人魏收也写过一首《挟瑟歌》，词曰：“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或许能作一佐证。假定是同咏一个故事，那么诗中主人翁便是一个红妆少女，金鞍白马把她带进丛台小苑，心中悲伤，流泪不止。诗中既云“徙倚”，言其低徊彷徨；又云“戚戚”，言其忧愁痛苦，其意与《挟瑟歌》中的“玉筋（泪水）下成行”相仿佛。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就便于理解这首诗了。
自“露葵”以下，诗人不从挟瑟进宫写到君前弹瑟，而集中笔力专写女子的惆怅情怀。露葵为葵之别名，俗称滑菜。《本草》载李时珍曰：“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淇水，古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其地距河北邯郸的丛台不很远。“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都是女子想象之辞。她昨天伫立到日暮，悲悲戚戚地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出露解，遂想到家中园子里的露葵也该采摘了；但是遥隔淇水，她还没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家中，其内心之痛苦可知。此说亦有所据，《诗经·卫风·氓》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谢。遂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沈约此诗题作古意，当也有取于《诗经》，虽未全部搬用，但“淇水未沾裳”一句，系从《诗经》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化来。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身入丛台，不能渡过淇水以归家，独处曲房，寂寞凄凉，遂有“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之感。综上所述，可见所写女子当出身于农村，且家住淇水的另一边。她在家时曾经从事采摘露葵之类的劳动。到了丛台以后，虽得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心中对家乡的亲人犹眷念不已。因此，她夜里盖着锦衾，不感到温暖；白天穿着罗衣，也不觉得芳香。诗人虽写前代故事，然亦有感而发。因为以金陵为都城的南朝帝王，大都过着纸醉金迷、征歌逐舞的生活。他们的宫廷养有歌儿舞女，大都来自农村。此诗虽写古代的北方，实际上是借这面镜子，反映当时的现实，寄寓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结尾二句，纯系抒情。时间又到了深夜，女子空房独处，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这明月不仅在丛台可以见到，在她的家乡也能见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愁人当此，不能不惹起乡思。然而明月可望，家乡难归，于是她不由得叹息：“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限痛楚，连人们都无法理解，那天空的明月更不能知道。诗末以问句作结，那女子的一腔怨情似乎仍在空中回荡，悠悠不尽，发人遐想。
沈约是梁代著名的声律学家。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验之于此诗，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就字面而言，那碧绿的露葵，清澈的淇水，华丽的锦衾，芳香的罗衣，实是“五色相宣”。就音律而言，它押的是平声阳韵，声调铿锵，韵律和谐；而当中“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两联，对偶工整，低昂互节。这又是“八音协畅”。经过沈约揭示了声律的秘密以后，再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国诗坛上终于涌现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回顾他在这些诗里的艺术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此诗语言清浅，讽旨颇深。诗人仅仅抓住富室女子首饰之华美珍贵这样一个典型事物进行渲染，深刻地揭露出贵戚显宦、地主富室生活的奢靡浮华。
不仅如此，含蓄也当是此诗的一个艺术特色。诗写一个富室女子的两片云髻就花费了“数乡”农民所缴纳的赋税，这就说明，她们所挥霍的并非他物，而是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从而以诗的语言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赋税的剥削本质，对农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