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咏西施的诗,或将她视为以色媚主,使吴王招致亡国杀身之祸的“尤物”,或将她视为灭吴的第一功臣。这首诗却别出新意,揭露了统治者擅权负义的丑恶行径,称颂了西施的远见卓识。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范蠡用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吴王放越王回国,并使吴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得以灭吴,重建霸业。
首句“计已行”三字,肯定了这一策略已获成功。毫无疑问,西施在实现“霸越亡吴”的谋略方面功不可没,越国对她本该论功行赏。
第二句诗也肯定了西施的功绩,同时又故意设问启人深思:她究竟该得到何种奖赏呢?这一问,使诗显出了曲折,也在读者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第三、四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点了题。“西施为越苎萝村西鬻薪之女”,传说勾践携西施归越后,越王夫人暗中派人将她沉尸江底,一说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诗人更相信后说。为什么呢?“西施亦有弓藏惧”一句,可谓独具慧眼,一语破的。“亦有”与下句的“不独”互文对照,更说明在诗人看来,西施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当她牺牲自身拯救了沦亡的祖国后,必然会像范蠡一样具有先见之明,洞察越王的奸恶,也必然会怀着与范蠡 一样的“弓藏惧”作出变名易姓、浪迹江湖的抉择,以免功高震主,成为统治者权力私欲的受害者。这首诗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女人误国的“祸水”观,史识深刻,感慨深婉,行文曲折,体现出“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赵翼)的艺术特色。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