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这首诗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搬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此时满是废台荒草,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天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此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像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像“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秋天,他从汴京起程归江南,先回洪外分宁(今江西修水)乡里,然后赴任,一路上写了许多纪游诗。这首诗为途经真州(今江苏仪征)阻风游长芦寺作。伯氏,指黄庭坚之兄黄大临,字元明。长芦寺,据《传灯录》记载:“真州长芦崇福禅院祖印禅师,讳智福,江州人。四处住持,胜缘毕集。三十年间,众盈五百。”可见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院。这首诗依黄大临的诗韵而作,故称次韵。在《山谷外集》卷八中,有一首题为《外舅孙莘老守苏州留诗斗野亭庚申十月庭坚和》的诗,作于这首诗之前,韵脚也和这首诗相同。喜欢写次韵诗,是黄庭坚诗的特点之一。
这首诗写长芦寺下所见所遇,抒发了归江南故乡的喜说心情。
起首四句,概括描写长芦寺外景,笔力雄健而自然。行旅之人对风势、风向往往特别敏感。第一句“风从落帆休”,把这种感受写得极其生动。江上行舟,人们往往从船帆上观察风力大小。此时船落下了帆,风也因帆落而停息。这种写法颇为出人意外。第二句“天与大江平”,极写形势的开阔,放眼远望,水天相连,十分壮观。以上为目之所见;三四句写耳之所闻。“僧坊昼亦静”,僧坊即长芦寺。寺院本是幽静的所在,在深秋季节,即使大白天,也常常寂无声息。不过,也不总是一点声音也没有。“钟磐寒逾清”,长芦寺里传来的钟磐之声,在寒风中,听起来更觉清越。这四句诗写了季节、环境、气氛,看似不费力,却极为精警,起笔不凡。
接着用移步换形之法写各处景致。“淹留”四句写登高看景。诗人这次游长芦寺,客观原因是风不顺而滞留。在此诗之前,作者写有《阻风入长芦寺》。可见他颇有空暇,心情相当悠闲,所以能细细游赏。他时而拄杖高岗,闲数座座相连的寺院屋顶;时而路逢幽人,煮茶共话。
接着诗人又换了一个角度,“携手”四句写从高处远望之景。“木末”,树梢。“携手霜木末”,极言立处之高。这句诗是从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句化来。诗人倚栏俯视,看到了江潮上涨,看到了往来于永正县(宋代的真州,在唐代为永正县的白沙镇)江面上的船只;远远望去,连飞越建康(今江苏南京)城的鸟儿也看得见。这四句以极生动之笔,描绘了长芦寺登高眺望的一幅雄阔画面。特别是“潮生”、“墙移”、“鸟度”等词语,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
“薪者”四句,写山中樵夫采得树鸡(一种生在树上的菌子,可食),引起诗人的一番联想。他想象樵夫把采得的树鸡,回家做成具有南方风味的羹汤,又把白玉般的秔米(即粳米),煮成香啧喷的米饭,一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樵夫一家的做饭、烹羹,其实并非诗人亲眼所见,他依然在长芦寺下山间闲行。但是他却从樵夫为一家人的生计而辛苦操劳,对照自己领着朝廷的俸禄,顿顿饱饭,还在这里游逛,渐愧之情油然而生。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可贵的爱民思想。
最后四句写听到鸟叫声的感受。突然,草木丛中传来思归乐的啼叫声。思归乐是一种形状如斑鸠的小鸟,暮春时节,鸣声像“不如归去”,人们听到它的叫声,就会起思乡之情。古代诗人专有描写这种鸟的,如唐代元稹在《思归乐》中写道:“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应缘此山路,自古离人征。”白居易在《和〈思归乐〉》中也说:“山中不栖鸟,夜半声嘤嘤。似道东归乐,行人掩泣听。”在离人听来,思归乐的叫声是凄凉的。可是黄庭坚这次归江南顺道回乡,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在诗人耳中,思归乐的叫声不啻一曲动听的歌。思归乐在明亮的夕阳下婉转吟唱,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情。他在《阻风入长芦寺》诗中也曾流露了这种喜悦心情:“岁寒风落山,故乡喜言旋!”他自1067年(治平四年)登进士第,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到这次赴太和知县任,中间整整相隔十三年,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丛祠”四句和前面相接,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的。细细寻去,针线极密。由“闲行”而听到“丛祠”(草木茂盛处的土地庙)思归乐的叫声;从“不如归去”的叫声,想到他正在回乡路上,喜上心来;这次回乡已在岁末,不久春天即将来临,那时薇蕨已经长得茂盛,聊能充饥,和前面“饱饭愧闲行”句相呼应。
清代方东树说:“山谷之妙,起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昭昧詹言》卷十)这首诗正是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更为可贵的是,这首诗气象“雄远壮阔”,却并不显得作者在用力,可见诗人功力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