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首先，这阕词在艺术上很有特色：感情丰富，色彩浓丽，悲愤不平却又出之以含蓄，较好地表达了作者在那种情况下对于岳飞的敬爱和惋惜之情。
词一开头选用了三个不同的时间，从各种角度来描写岳家军的气势。这三句，乍读时似乎是如实的写景而已，细味来才感到他无不寓有自己的感情。他是借景色的渲染，从而巧妙地传达出自己复杂的心情的。这里，他选用了落日的时分来写军容之一的旗帜，让半天的晚霞作背景，衬托着军营里飘动的万首彩旗，映着落日的余晖，宛如风翻金焰，色彩浓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受。这就不仅写出了军营的壮丽，也传达出了这支军队在人民心中所严有的那种温暖安谧的感觉。字里行间甚至表露出来作者那兴奋的脸色，也被映得金光熠熠的了。其次，他用霜晨来突出军容之一的威仪；让煞白的霜空作背景，衬托着交横如云的刀枪戟槊；惨淡的朝阳，在它们上面洒下了万点寒星，色彩森严而肃杀，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感，不仅写出了军营气象之森严，也表达了连作者也感到了不无畏怯的敬佩之情。最后他选用了无边的黑夜来作为整座军营的巨大的背景，黑色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作者巧妙地于静中写动，于无法显出色彩的黑里，巧妙地运用画角之声和着警夜的更铎；运用听觉从而写出既紧张而又静谧的气氛，表达了作者对于“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无限信任之情。这一组文字虽少，却无不色彩浓丽，意与境偕，构成了艺术上的比现实更集中、更突出的和谐之美。他把数百里连营表现得这样有声有色。这些看似纯客观的声色，却都反映了作者主观的感受，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诗的境界。因此，他无须再加什么感叹，表现了作者对于岳飞治军之巨大才能的钦佩了。
作者在作了如此绚丽的渲染之后，接着就用工笔来细心地勾勒他心中崇拜的英雄本人了。
在他的词中岳飞是一位风采翩翩、雍容豁达的儒将。慷慨论兵，齿颊生风，足见文采风流。简单两句，一位文韬武略而又风流俊逸的岳武穆便跃然纸上。不仅如此，通过作者慷慨风生的描述，使读者同作者一样，也如坐春风之中，仿佛听到了岳武穆那慷慨陈辞的忠诚精义，看到了他那齿颊生风的笑谑神态：他笑金兵之无能，讥投降派之可哂。于是，岳飞的精神面貌，丰满地生活在读者的感情世界之中了。
仅是慷慨论兵，尽管齿颊生风，那也不一定是岳武穆。作者接着写道：“坐严貔貅十万，衔枚勇、云槊纵横。”这才是岳家军的典型。别看岳飞坐在大帐之中，谈笑风生，然而他的四周，有十万精兵，正纠集待命，一个个衔着枚，平端着长矛，精神高度集中，有如引满的弓，只待一声令下，便立刻飞向敌人。则岳飞的这种谈笑风生的安祥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显示，一种无畏的慑服力量。
但是，威严则威严矣，而词中所透露的，毕竟不过是以无聊的谈笑来打发着祖国分裂、生灵涂炭的日子。所以作者很自然地产生了以岳飞如此雍容文雅而又武功赫赫的、不可一世的名将，如果此时放在抗金的前线，也许他就在这谈笑的顷刻之间，“匈奴授首，千里静欃枪”的遐想。这里既表达了作者对于岳飞的崇敬和对于岳家军的信赖，同时也表达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限的惋惜：岳飞此时毕竟没有去平定金人，使百战百胜、金人闻之丧胆的岳飞闲在这里，空自慷慨悲歌以打发他宝贵的时光。一任半壁江山，沦于金人的铁蹄，这是无比可惜而又可痛的事。
下阕，作者追述了他来武昌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荆、襄是岳飞的防地。人作者突出地称道人民都能在家里安居乐业这一点，是因为这样的和平景象，在其它地方是已很难见到了。故说“荆襄，人按堵。”看似平铺直叙，然而言语之间却流露出了无限的欣羡和感慨。岳飞爱民，已是朝野尽知，有口皆碑的了。所以这在他的防地，当然更为真实可信。
作者接着用了四句来进一步描写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虽是四句，却按所见所闻来分写。他借提壶、布谷两种鸟的名字，不仅点明节令，而且也写出了岳家军与当地居民的水乳关系。一路上见到的是人民提着酒壶要岳家军饮一杯，以表示自己的心意。古时候，人民对于他所敬重的义师，是习惯用酒来相敬的，所谓“簟食壶浆，以迎王师。”这里着一“劝”字，非常传神，它表现了着一个因为纪律的关系不肯饮老百姓的酒，而一个因为感激情深，非要他喝一杯不可这样拉拉扯扯的动人情景。通过“布谷”的提示，原来士兵是在帮人民耕作，无怪乎这军队会得到人民热情的款待，人民要这样感激他们了。这当是作者亲眼所见的情景。最妙的是“芝夫”两句，芝是灵芝，那么芝夫就是指的药农了。荛子就是以砍柴为生的樵夫。这两种人，大都是远离城市，多数在深山老林里的。因此这当是作者在尚未进入武昌境地的山道上，碰见了从岳飞驻地出来采药砍柴的人，于是作者就向他们打听这一路听到的岳家军整肃的情况是否属实。因为这太难得了，是以未免使人难以相信。于是这些采药的、砍柴的就高兴地向作者极力地证实着，说到高兴处，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并且唱起当地的民谣以为证。这里作者没有写出自己的反映，但这“歌舞”也映出了作者的眼神，是惊喜而亢奋的。当然这样的情景在看惯了人民解放军的人们，那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在封建时代，那就是了不起的政绩。作者在最后感慨地说：要是能让岳飞去驱营布阵，他是可以就这样轻裘缓带从容不迫地一直打到黄龙府都无人能敌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岳飞被疑，置而不用。于是作者恨恨地说：像岳飞这样为国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是应该把他的风采画入专门纪念功臣的麒麟阁内的。作者的这阕“句句缘实”之词，最后的结尾，却是不实的。岳飞当年不仅没有入麒麟阁，反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屈死在了风波亭。这虽是后话，但就岳飞此时的境况看，敏感的作者已察觉到了这种不平，所以才有这虚拟的一笔。这是作者深刻的地方。“功谁纪？”作者在这里直是在质问了。虽然这时岳飞尚身居侯位，但作者从祖国正需要岳飞上前线时，而高宗却让他在这里坐冷板凳的现实中，已经感觉到岳飞的不妙了。而事实上，韩世忠在镇江，岳飞在武昌，都是为了“罢其兵权”，以便和议得以顺利进行。当时高宗为此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这真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正是由于高宗的这种卑怯心理，才使得南宋永远处于偏安之中。“风神宛转，麟阁画丹青”，表面看来是歌颂朝廷的，实则含有害怕岳飞去立功的悲愤。荆襄有幸，却是整个祖国的不幸。岳飞是如此的有为，却不能为统一祖国而留影于麒麟阁。爱与惜交织在一起，歌颂与悲愤混同，这就使得这阕词有缠绵悱恻，无限低徊的艺术魅力。
读了这个故事，很让我们疑心，这是否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因为伍员，也就是伍子胥，真的是料事如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竟然 就在二十年后灭掉了吴国，应了伍子胥的预言。当然，这个故事没有造假，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样我们的确要佩服伍子胥的眼光和头脑了。他是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具有理性的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他识破了越国在兵临城下之时媾和来保存实力的意图，援引历史教训来告诉吴王夫差，却未被采纳。
这又一次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发展虽然不是重复循环的，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确乎要栽大跟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少康中兴”，就是一面镜子。国家虽然亡了，但留下了复仇的种子， 为日后的复兴提供了火种。星星之光，可以燎原。少康就真的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灭掉仇敌，光复了祖先的业绩。
教训之二，是对陷入困境的“穷寇”，要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消灭，不留任何祸根， 不时敌手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希望，也就是要灭掉“种子”。还是毛主席英明， 他老人家早就手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鲁迅先生也极力倡导通打“落水狗”的精神，即使狗儿落入水中做出哀求的可怜状，也要通打之，否则，它一旦爬上岸来，又会咬人的。古人也总结过不能纵虎归山，要不然会遗害无穷。从这个方面来说，吴王夫差放过越王勾践，实在是养虎遗患，玩火以至自焚。
教训之三，从越王勾践的角度说，在明知对手强大时，及时的表示屈服，要求媾和，以便保存实力，另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是迫不得已最好的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 勾践不愧为识时务者，在即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甘拜下风，屈居人下，以屈求神，保住了复仇的种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教训之四，要有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的毅力，事业终将成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勾践大概是牢记住了这一点，并且再退一步，加上十年，用两倍的时间来为复仇作准备。 这个过程也够漫长的，其中的屈辱辛酸，非局外人所能体验。以国君的身份，卧薪尝胆，这要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之中，人的精神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可能，随时都可能因挫折而彻底的放弃希望和努力。但是勾践坚持下来了。 因此我们也要敬佩勾践，佩服他的坚韧不拔地向目标挺进的毅力。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