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人在凤凰池，银烛夜弹丝。
“凤凰池”，指中书省。魏晋以来，中书令等官员掌管诏令文书等事物，能经常接近皇帝，深蒙宠爱，所以中书省被美称为“凤凰池”或者“凤池”。这里凤凰池应指萨都剌所在的翰林院。“弹练”，即弹奏琴、瑟等丝弦乐器，这是在筵席上所演奏的悠扬而又高雅的音乐。去年的这个时候，身处京城翰林院，夜晚友朋相聚，灯火通明，席间弹丝弄竹，高雅而又欢快。
沉水香消，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
“沉水”，即沉香，一种名贵的熏香料，又名沉水香，富贵人家常用来熏染居室。“梨云梦暖”来自唐人王建所作的《梦看梨花云歌》，此诗描写梨花如云的绮丽梦境，中有“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一句。这种梨花云梦的典故曾被苏轼用在词中。萨都剌化用这个诗意，指自己当时所做的梦境也是如此温馨、雅致。聚会结束之后，众人散去，屋里烧着浓的沉香，让人醺然而醉；重重的院落里，因为夜已深了，早就把精致的萧翎放下来，人们开始在愉快的心情中入睡，因此梦里也能看到重重如云的梨花，生活是多么恬静、优雅。银烛、弹丝、沉香、绣帘，这样华丽、浓艳的生活色彩，代表官宦之家常见的事物。从这些精致的细节，读者自可相像出居室其他部分。这是萨都剌曾经拥有的悠闲而又富裕的生活，字里行同也不煞春风得意的心情。这样的生活自然令人难忘，它一直留存在萨都剌的记忆中。上阕用词华艳、热烈，颇有温庭筠遗风。
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谁知。
今年身处江南，离开了京城翰林院，再也没有高朋满座，在这冷冷清清的夜里，心事又有谁能知晓？这两句由上阙的热烈华贵，一变而为孤寂凄清，两相对照，以前的生活更是像仙境一般美好，值得永远怀念了。而这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只是因为官职的变迁。一句“心事有谁知”，多少有感叹事态炎凉、自怜身世遭遇的用意。
杨柳风柔，海棠月淡，独自倚阑时。
“杨柳风柔，海棠月淡”，是作者眼前所见的景物。在温暖的春夜里，迎面是轻柔的春风，杨柳枝轻轻拂动；在淡淡的月光下，海棠花正在盛开。春风拂面，杨柳摇曳，月影花影，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美好的江南春夜，只是这样的美景当前，却只有作者一个人独自倚在栏杆旁观赏，没有人与自己共同分享这种感受。这三句又进一步渲染作者的孤独，无论是愤慨难过的心事，还是赏月赏花的乐事，都“无人知”，没有倾诉的对象，这是何等凄凉的事情。下阙着重写江南春夜室外的情景，与上阙着力写灯影人影相对应，上阙是灯影人影，软玉温香，下阙则是风柔月淡，冷冷清清，这样的安排，使人觉得前者更加温暖，令人向往，后者则更为凄凉难熬。这首词的构思甚为巧妙，深受欧阳修《生查子·元夕》词的启发，采用了鲜明对比的写法，通过“今年”与“去年”、“冷”与“暖”、悲与欢的多重对比，深刻地表现了词人两种大为不同的心境，从中不难感受到词人对当政者无故将自己赶出翰林院的不满与悲凉。并且还运用了采取分景、隔景、借景诸手法，虽然主旨抒情，却又突破了对情本身的拘泥，通过情、境的有机布置、组织创造，构成了新的情感世界，其浑然天成处，正可窥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