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秋日杀，万物凋而百感集，古有“悲秋”者悲秋之萧瑟，“病秋”者病秋之隐沦，“惊秋”者惊韶华逝而年岁晏之速。少陵于此首亦融悲、病、惊，伤物残而叹自身老大难有成。
新的季节缓缓渗透弥漫并取代旧的季节，诗的境界中季节却若闻鼓而起，鸣金而息，皆是突至突离。春日瞬间吹生百草，“千树万树梨花开”。而秋日就如主刑杀的神，化片乌云持镰刀拂过这世界，在湿润和清冷中将一切带走。“雨中百草秋烂死”，仿佛秋光眩晕，零雨其濛，顿时熄灭世上一切生机，而“阶下决明颜色鲜”，此句的急转令读者仿佛忽见秋雨昏昼中一星微光，决明在雨水中颜色光鲜，居于自己青春的光景，天真地向季节的刀刃炫耀着初生的花叶。“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翠羽盖是富家华美的装饰，黄金钱更是富贵的象征，然而这不过出自小植物微弱的生命，只是瞬息的现象，决明仍“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着自身生命的秘密。越是鲜艳亮泽的颜色越是难久长而令人叹惋，仿佛拥有了润泽美好的形象，也就同时拥有了秋天的诅咒，若乐府中言：“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一待秋色深，便无复“翠羽盖”与“黄金钱”。小植物便终究是小植物，在秋风中无助地凋零，甚至来不及叹息，故言“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至此处决明之悲渐伏，而自身之悲渐起，决明之生命正如书生之生命，于人世昏暗之时独居内心一隅，经营超然的诗书，本草书中言“决明”其物有明目去翳之功，诗书亦复如是。而诗书文字之美，意象之璀璨，亦若“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在纸上无比煊赫。然而书生只是纸上的豪杰，斗室的君王，当人世之秋忽至，生命于困顿的迷宫中，也只如波德莱尔诗中信天翁，坠落甲板，“笑骂尽由人”，才大无所用，只显斯文之迂阔。“凉风萧萧吹汝急”是恒久的恐惧，“恐汝后时难独立”是残酷的烦扰。“堂上书生空白头”：“书生”是青春朝气的称名，也是受人敬仰的身份，然若所读书终未能转为功名或入世之资本，“书生”便只代表了迂腐与弱势，在吴敬梓的小说中受人讥笑老死书斋，“堂上”这一溢着书香的地点也便成了隔绝、闭塞、无能于外界的象征。而“白头”也只“空”，昔年的寒窗苦，去岁的俊逸诗，皆随头发的白色化作一片虚无。书生面向浑浊的窗外，外面的人世是无底的渊蔽，独立的出路是百绕的死结，在无尽的焦虑与无奈的尽头他将关注点暂时转向风中决明馨香的安慰：“临风三嗅馨香泣”，那香气瞬息、缥缈易逝的品质也正如他的诗，和他的生命。
第二首中，秋日的昏昏之咒由内心向外界弥漫开去，秋风洒落，而秋雨却繁腻不绝，纷纷若世之喧嚣，缥缈如病中呓语。“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整个世界都蛰伏在一片乌云之下，齐奏着同样颓然、绝望的主题，人生如飞蓬，此时亦无路。“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世界如此浑浊，物皆不辨，道者无存。古者天人交感，泾渭水之清浊不辨，应是射人世之道理毁，伦理乱也。若孔子无奈伤获麟，泾渭不辨亦是不安的征兆，带来令儒者窒息的迷阵。古者农业乃天下之本，却是“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禾头生耳”乃言雨中禾叶卷，如耳之形，却亦言为天下之本、黎民口粮之禾的颓丧脆弱，禾头生耳，倾听世上的呜咽而无策。而农妇田父之音亦隐沦雨中，根基之没，国难久持。“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言世之目盲，“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言世之聋哑，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亦言此乃刺杨国忠恶言灾疫，四方匿不以闻。然世之风雨如晦，亦非皆由一人而起。“城中斗米换衾裯”卢注言：“疗饥急，救寒缓也”，实已非斗米、衾裯的价值问题，而是道之毁的哲学问题：“相许宁论两相值？”世之失道，国之本失其位，民苦，贤哲居陋巷而佞者塞庙堂。少陵以此市井物价之疑问，抒苦道隐之惶然，亦叹现实自身命运之不甘矣。
第三首又从广阔的外界回到自己的斗室，“长安布衣谁比数”，少陵多有自称“布衣”、“野老”之辞，实不甘也。“谁比数”可较太史公《报任安书》言“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意绝之至也。而“长安”亦不过客居之地，“反锁衡门守环堵”亦是绝望之举，路穷则独守一隅，实也不过是暂时的避世，避开内心纠结无解的困愕。将烦忧锁在门外茫茫世界，门内的心还念念不忘欲与其汇合。“老夫不出长蓬蒿”，相比隐居的寂寥，更多是郁郁不平与刻意求静的痛苦。风雨中无忧无虑奔跑嬉戏的孩子却给诗中添了新鲜的颜色：“稚子无忧走风雨”。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给人以忧虑的悠长：如此单纯的孩子未来能承受多重的阴霾很难说。“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外界溢入的雨声和寒意又唤起心中恒久的幽灵，欲“奋翅起高飞”而复深觉身居此困厄、混沌之世。无奈而于末尾作楚吟：“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仇氏《杜诗详注》中言：“日者君象，土者臣象，日暗土污，君臣俱失其道矣”。杜诗中末句常作此等疑问，他一生都似在这种等待中度过。
这首诗仍然是写陆机赴洛阳途中所见的景物和自己的心情。但是写法略有不同。
全诗借景抒情，曲折委婉，语句精炼而流畅，格调清丽凄清，形象鲜明，意蕴深远，悲楚动人，富有韵味。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首句仍然紧扣诗题来写的。陆机从家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赴洛阳，当然是“远游”。一路上越过万水千山，而山山水水是那样的修长和宽广。诗人有时挥鞭驱马登上高山，有时手握缰绳，在有草的平地上缓慢地向前走。从这一重重山，一条条水，忽而高山，忽而平地，可以想象到诗人长途跋涉的艰辛。因此，这里不只是描写沿途的山水景色，也透露了诗人风尘仆仆的苦情。但是，这首诗中的写景与前首不同，前首“永叹”十句写沿途山水景色讲究辞藻，大肆铺陈；这首诗只是寥寥数句，轻轻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写法，使人感到各有特点。
“夕息策影寐，朝徂衔思往。”晚上休息是孤零零地策影而寐，早晨起来怀着悲伤又上路了。写出诗人的孤独、寂寞和忧伤。这些复杂感情的产生，固然是由诗人思念亲人，留恋故乡，大概也参杂了对前途的忧虑。前首诗说：“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呜咽辞亲，“世网”缠身，应该就是这种复杂感情的具体内容。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炼才少。有炼才焉，如陆士衡是也。”陆机文如此，其诗亦复如此，“夕息”二句可见其语言提炼功夫。这两句诗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动词“策”“衔”的使用皆备极精巧，是陆诗中的佳句。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走了一段路程，停下马来，倚着高峻的山崖休息一会儿，侧耳倾听悲风的声响。这里，进一步写诗人旅途的孤独和艰辛。倚岩休息，竟无人与语，只能侧身倾听悲风，可见其孤独。称秋风为“悲风”，使秋风涂上诗人感情之色彩，又可见其心情之忧郁。诗人旅途生活中的这一细节，又使读者联想到前首诗所描写的沿途景色：“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这里对途中空旷无人和恐怖气氛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的孤独和艰辛。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意思是：夜露下滴，闪烁着洁白的光辉，啊，月光是多么的明朗！对月抚枕，不能入睡，穿上衣服独自遐想。这是写途中夜宿的情景。“清露”二句，写得幽雅净爽，清丽简远，受到前人的赞赏。结尾“抚枕”二句，表现诗人不平静的心情，饶有余味。陆机是吴国将相名门之后，素有雄心壮志。他的《百年歌》中说：“三十时，行成名立有令闻，力可扛鼎志干云。”《晋书·陆机传》说他“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可是在他二十岁时，吴国灭亡。太康十年（289年），他和弟弟陆云被迫入洛。其前途是吉是凶，难以逆料，所以他的内心忐忑不安，很不平静。
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文赋》）这是认为诗歌具有注重抒情的性质和文词精妙的特点。这种诗缘情说和儒家的诗言志说不同，清代沈德潜认为“殊非诗人之旨”（《古诗源》卷七），其实这正是魏晋以来诗歌的新变化。作为“太康之英”（钟嵘《诗品序》）的陆机，他的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此诗中“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策影寐，朝徂衔思往”，文词华美，对偶工稳，“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用词造句，刻练求工，都是例子。陆机诗精于语言的提炼，善于写景，即景抒情，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全诗共三章，采用了重章叠唱的形式，叙说着将士们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磨刀擦枪、舞戈挥戟，奔赴前线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