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从正面提出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说明千里马和伯乐的信赖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开篇就奇峰突起，发人之所未发，点明全文主旨。这句话还包含着一个反题，即“无伯乐，则无千里马”，说明千里马的命运与伯乐的依赖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除伯乐而外没有人能识别千里马。
“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具体地描绘了千里马没有遇见伯乐的可悲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痛惜之情。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两句揭示了千里马的才能为何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不知”，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一天能跑千里的马，一顿有时会吃光一石小米。是说才能、本领特殊，食量也特殊。喂马的人不懂得它能一天跑上千里而一般地喂它，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通常数量的喂养，常马吃饱了而千里马远没有吃饱;没吃饱的当然比不上吃饱的，本领自然发挥不出来。这正是说明，千里马喂养不得法，便无法显示它的本领。这一句描述了千里马因肚饥而无法发挥才能的痛苦。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在咏菊诗中，“龙山之会”、“落帽人”是常被引用的典故。李白把这个典故与自己的龙山之游紧密结合在一起抒发了内心的失意愤懑、旷达洒脱的复杂感情。
在重阳节之际，诗人登上了当涂附近的名胜之地龙山，与好友痛饮菊花酒，借吟诗来倾泻胸中之情。首句点明时间地点，既写诗人的宴饮，也扣晋桓温同宾僚的宴饮，这样写就使以后的用典不仅自然吻合，且合情合理，亦即顺理成章。次句“黄花笑逐臣”，着重写宴饮时菊花的神态。“笑”，十分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菊花盛开时的美艳的容颜。在登龙山之际，联想起这里曾经上演过的名士清流之事，以“逐臣”自比的李白，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不得意，把自己比作被风吹落帽的名士孟嘉，表达了对名士的向往和对自然的热爱。三、四句“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前一句用典，重在“醉”字，后一句写实，重在“舞”字。饮美酒赏黄花，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能舞人自舞，体现出饮酒赏花的乐趣，表现出诗人放旷的性格、浪漫的气质。“陶然共忘机”，正是此情此景的真实描绘。可见，后两句诗是前两句诗的深化。诗的最后一句“舞爱月留人”，巧妙地将月亮拟人化，以“月留人”收尾，显得生动别致，表面上是说月亮挽留诗人，而实际上是诗人留恋这脱俗忘尘的自然之境，不愿割舍而去。
孟嘉九日龙山落帽事，是魏晋名士飘逸风度的典型体现，历来文人多爱诵之。李白在这里以孟嘉自比，临风醉酒落帽，对月起舞弄影，自有一分超放的情味。但“逐臣”一语，也透出了他胸中的牢落不平，这就使本诗不仅仅是一篇吟赏前辈风流之作，同时也有其现实遭际的感慨在。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