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度荆门望楚》洋溢着年轻的诗人对楚地风光的新鲜感受。
荆门，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自古有“荆楚西门”、“荆门十二碚”之称，也是诗人出川，乘流而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水势湍急，山势险峻，郭景纯《江赋》说：“虎牙桀竖以屹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由此可见荆门山景观之胜。
首联两句，是作者对自己行程的交代。诗首句“遥遥去巫峡”，“遥”远也，“遥遥”，远之又远。从梓州出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巫峡，巫峡居三峡之中，西起四川巫山县大宁河口，东抵湖北巴东县渡口，全长九十里。过官渡口，至秭国，即“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多里也。”因此陈子昂诗中说：“望望下章台”，“望”，远看，“望望”，一再瞻看。诗人以两组叠字生动地表现他此时心情，巫峡已相去遥遥，家乡更远隔重山。初离故乡，乍入楚境，急切地要饱览楚国风光，因此望之又望。“下”，写出了长江水势，从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就不难理解“下”字的意义和力量。“章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楚之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离湖上，也是陈子昂必经之地。“章华台”表明已入楚境。
颔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颈联两句，诗人更具体地状写楚境胜地。“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两句，对“烟雾开”三字，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城邑分畛域于苍野，可见人烟稠密，城邑不孤；树木断苍郁于白云，足见远树连天，碧野无际。诗人极目纵览，楚天辽阔，气象开阔舒展。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
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由此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上片一开头，上片起句的描述即烘托了悲感的气氛，似乎从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中脱化出来。词人卧病枕上，夜夜倾听五更钟声，今病起晨望，则见晓色中风卷落红，扫地以尽。春天在词人卧病时悄悄地过去了，这对“病起”的词人来说，不啻于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里的“病”字，不仅指体内的病痛，而且更是词人心灵创痛的真切流露。接着的“晓云空，卷残红”是非凡想象的描写，写的是晓云散后，空无所有，残红，残余花朵，片片被东风卷起，春色情地抛却人间而长逝，以春色无情衬托出词人对故国的多情。福王亡，唐王败逃，词人一切努力都化作流水，复国之梦日趋遥远。感念及此，多病的词人不免再添上几行清泪去挽留“春天”，无奈的挽留并不奏效，看似一股的伤春之辞，实寓国破家亡之痛。“苦”，是极甚之辞，包涵了词人从希望到失望、痛苦难言的情感。
下片笔锋一转，词人的笔触便落在了“楚宫吴苑”上。遥想当年，“楚宫吴苑”也曾有过春天，那里也有茂密的青草，繁盛的鲜花，以及绕飞的游蜂。如今已是花落春去，杂草丛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一句所描绘的一番惨景。“恋芳丛”二句所写游蜂对芳丛的留恋，“游蜂”包含忠于南明的志士仁人、爱国遗民在内，一个“绕”字则说明了他们对故国的依恋和对复国的无限希望。“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正流露出词人对复国充满了信念，虽然目睹楚宫吴苑的景象不禁为之伤心，然而对于胜利的向往，又使词人从心中发出了“花自笑”的遐想。花落还会重开，这“自笑”之花是来年重开之花，“自笑”之时是来年重开之日，隐喻来年便可以恢复故国河山。肯定的语气，体现了词人胜利的信心，乐观的精神。“人自伤心”顶“楚宫吴苑”句，也顶上片；“花自笑"顶“恋芳丛”四句，深寓了忧国的情怀。最后两句借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意：故君不知何处，而桃花依旧含笑。这仍然是对胜利的乐观。东风是卷去残红、送走了春天的无情之物，因此要叫燕子去咒骂它。这里借用北魏拓跋焘南侵刘宋的典故，以表达词人对清军的南侵屠杀所抱有刻骨的仇恨。
此词上片比兴，亡国之恨隐藏于春尽之恨之中，下片从实赋其事写入，全词描绘了一幅春光消逝、景色惨淡的画面，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复国的向往之情。
诗人入蜀作杜鸿渐的幕僚，感知遇之恩，兼寄济国心愿，诗人心绪也较为明快开朗。全诗以开合变幻笔法写远景布近景，着力于染，归结于点，皴染调匀其色泽，勾勒妙画其形神，风烟美景，琳琅满目，尽人于画面，而又疏密有致，层层有序，诗人从容悠然的心绪也豁落落地毕现。诗句组对精严，语言华美而不繁缛，是岑参融六朝丰美华艳的艺术风格与唐之清新俊逸于一体的佳作。
诗末说“此行为知己，不觉行路难”，前文也只是比较有节制地描写蜀道之难。杜鸿渐也是一位作家，岑参的新诗肯定是要给他看的，这就不可能完全自由地抒写，也就不可能十分精彩了。
先前杜甫入蜀时也经过此地，有《五盘》诗云：“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杜诗详注》卷九：“栈道盘曲有五重”，仇注云：“栈在上，江在下，岭在中间，故云仰凌俯映”。杜诗及其注释可以与岑诗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