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对春天早晨所见所闻所感的抒写，反映了诗人在杭州的第一个春天即将来临时内心的喜悦激动之情。全诗笔致轻灵素淡，节奏流畅欢快，充满着热爱生活的情趣。
从诗的结构看，前四句写诗人在早晨的所闻所见，后四句则是抒发诗人对早春气象的感受。
也许是因为诗人对春天特有的敏感，他一大早就醒来了。此时晨光初照，早鼓正响，大概是天气转暖、大地变得潮湿的缘故吧，那在台阶上贪睡的小狗儿也摆摆尾巴，懒洋洋地爬起来；而一向活泼的小鸟更不会放过这可爱的时光，正在窗前叽叽喳喳不停地欢叫着，似乎是在向人们报告着美好天气的到来，催促着人们早早起床。这四句通过晨光、鼓声以及对春天极为敏感的两个动物——犬、鸟的传神刻画，在紧扣“早”字主旨的同时，又隐隐透露出春天的气息。
诗歌的后半部分表现了诗人在这样春天气息越来越浓郁的环境下，产生的轻松愉快之感。
“半销宿酒头仍重”说明昨日饮酒甚多。春宵佐以美酒，自是人生一大乐事，以致诗人忘了自身的酒量，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到次日早晨起来尚有头重脚轻之感。“新脱冬衣”表明正是早春气候，脱去冬衣会令人焕然一新，轻松爽快，所以说“体乍轻”。“体乍轻”而“头仍重 ”，值此酒意未竟消之际，当有头重脚轻、飘飘无定之感。这既是实写酒意未消时身体真实的感觉，同时也是美好的春色令诗人陶醉。正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在这样的境界中，他忘记了一切忧愁和烦恼，以致于“睡觉心空思想尽，近来乡梦不多成 ”，这两句照应诗题，写夜间因为没有乡梦撩人愁思，睡醒后心境空明。暗示出诗人的身心已完全被春天的气息所感染，他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
全篇无论是写自然景物还是写自己的生活与心态，都笔致轻灵素淡，充满着情趣。节奏也是流畅、欢快的，字里行间，融注着诗人对春天、对生活的热爱。
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这首词上片写登临极目的所见所感，有景生情，融情于景。下片也写登楼所见，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这首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写景处豁人耳目，情真语真，浑朴苍凉。这首词不事藻饰，以化虚为实的手法，真切地袒露出他被逐出宫、行止华州时的悲苦之情。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末动荡不安的政局。
全词的思想内容虽无足论，可是艺术上却有可取之处，即写景处豁人耳目，言情处动人心态。
“登楼遥望秦宫殿”，起调写景入手，直笔陡起，因景入情，渲染气氛。古人登楼，自王粲写作《登楼赋》之后，往往与无穷的忧愁联系在一起。此时贵为天子的李晔，仓皇避难华州，其内心忧愤危惧，亟盼返回京师。但京师尚在叛臣控制之中，欲归不得。因此“登楼遥望”所见何如，作者不好明写，也不忍明说。而承之以“茫茫只见双飞燕”，言外之意是说，长安宫殿可望而不可及，则能看到似乎是“旧时堂前”构巢停息的“双飞燕”，也是慰情聊胜于无了。
以下两句“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融情于景。渭水连接着长安与华州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千山万丘”蔽掩阻挡，因而长安宫殿无由得见。言“千山万丘”是比况政治上的障碍。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过片承上接下，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从字面看，仍然是写登楼所见，其实新意别具。作者由遥望宫殿，转向探寻出路，力图从无可奈何的忧愤中挣脱出来。然而惟见“烟笼碧树”“行人去”，徒增空寂无依之感，“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结拍两句，则是作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凄楚悲怆。
全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怆怀国事，寄意深沉。看来这位在政治上一筹莫展的晦气天子，其词作的艺术价值却不减唐宋词名家之作，为后人所称道。
这是一篇谈“性”论“道”的文章。文中的庐山隐者，实是一位道家人物，他讲的“日”“月”“生”“死”，反复变化，就是在阐明道家（老子）的理论。道学被后人称为“性命之学”。第一段记载庐山隐者畅谈道家的性命之理的言论，通过作者的诘疑，引发对道家理论的探讨阐发；第二段写作者将这篇记文题于待月轩壁上的缘由。这篇文章目的在阐发道家的玄理，而“道”是深奥、抽象的。作者运用比喻束贯穿全文说理，扣住“性犹日也，身犹月也”的中心来论述，这就将抽象、隐晦而难懂的哲理表达得比较清楚明白了，后一部分记事简洁而生动，对话之情景如在目前。
全篇文章，主要部分是记庐山隐者的话。“性犹日也，身犹月也”是全篇议论的中心。用比喻来讲道理，是议论文常用的方法之一。它的好处，是用常见易知的事物，来比附所要讲的难于理解的道理。他说人的“性”是依附于“身”来表现的，“日”之性是依附于“月”来表现的。文章既以日、月之出入与盈阙来打比方，就先将喻体讲清楚。日出则万物皆遂，日入则万物皆废；太阳虽然有出有人，但太阳是没有变化的。月虽然有盈有阙，它只是证明日的不变，不变就是一，“性一而已”。接下去讲“身”，“身”当然是人，人有生有死，“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就好比月亮有盈有阙，循环不止。这就是“道”，也就是道家“无一有一无”的循环论。在论述了生死不息的正题之后，庐山隐者说：“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归根到底，“日”的出入，“月”的盈阙，“人”的生死，都是合于“道”的，世界没有增长，没有消耗，“性一而已”，“道”也是永恒不变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说到底是客观唯心论，这些道理，在隐者的讲述里，是玄而又玄的。难怪在苏辙讲给友人时，“客漫不喻”，就是客人听的很糊涂，经反复解释，最后客人也不便再说其他了，只好“唯唯”算了。苏辙之所以给他的小轩命名为“待月轩”，正是他从道家的玄理中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