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宋淳熙五年（1178）。词中作者借为范如山祝寿的机会，鼓励他应该去泸溪，施展自己的才干，锻练自己的能力，准备为收复祖国失地建功立业。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范氏一家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父亲范邦彦曾仕金为蔡州新息县令，后率豪杰开城迎宋军，举家归宋。他很钦佩辛弃疾的忠心赤胆而把女儿嫁给了辛。辛跟范如山“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范如山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刘宰《故公安范大夫行述》说他“治官如家，抚民若子”，极受百姓拥护。他颇有忧世之心，常思恢复北土，但感于政治腐败，当道非人，又很想学陶渊明“躬耕南亩”，隐居不仕。
淳熙五年（1178年）六月，南宋主战派名相张浚的儿子张拭（自号南轩），任荆湖北路安抚使，颇想干一番事业，轩范如山从金人占领区来，“知其豪杰，熟其形势”，便请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当时正任湖北漕运副使，很希望范能出仕荆湖，“轩作此词勉之”。词的主题就是劝他以国事为重，“万里功名莫放休”，时时挂念“君王三百州”，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上片一开篇作者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掷地刘郎玉斗”。鸿门宴上刘邦令张良献玉斗给亚父范增，范增痛感项羽不听劝告放走刘邦，贻下后患，而将玉斗置于地，拔剑撞而破之。另一个是，“挂帆西子扁舟。”春秋吴越之争时，范蠡献西施于吴王，以瓦解吴王斗志；灭吴后，不受越封，复取西施乘舟游五湖而不返。写法都是似明而暗，一看便知是用典，但真正的用意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甚至连范增、范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用这两个典的意思，主要轩范增、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又都是才智出众，有胆有识的谋士，轩而即以二范比如山，希望他成为二范那样的人物，能竭诚尽智为自己的君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看来隐晦的开端，不但艺术上很有特色（隐含范如山姓氏，却不出一范字），从词的主旨说也是很好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垫底，下面几句正面劝勉的话就显得很有力量，很动感情了。“千古风流”应在我辈身上，不要轻抛建功立业（“万里功名”）的时机，要时时想到大宋的万里江山（“三百州”）呵！
下片，针对范如山“迟迟未行”的思想活动，进行劝勉。一方面称赞了范的大才宏志，预言他定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劝告他不要嫌泸溪令职位低小难以发挥作用。而应当以之作为搞大事业的起点。为了同时表达这两方面的意思，作者选用了四个典故。
一是：“燕雀岂知鸿鹄”。陈涉辍耕垄上，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故事，借此表明自己理解范的志向，他的不愿就任是想有更大的作为。
二是：“貂蝉元出兜鍪”。用的南齐将军周盘龙的故事。周年老不能守边，还朝为散骑常侍（皇帝侍从，能预闻要政），世祖戏问他：“你戴貂蝉（近侍贵臣冠饰）冠比起戴兜鍪（战盔）来如何？”周答：“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意思是说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拚杀得来的，不是靠了恩宠。这里表示自己理解范有更大的才能，想得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但是想得到更大的尊荣，要想得到参预朝政的要位，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多作表现，积累“战功”。
三是：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宗晚年为豫州刺史，典签多所违执，宗怒叹“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到典签的慢待！”辛借此表示自己体会到范的心情──以大才而屈居小小泸溪，且行动不能自主，难有作为。但也是劝他：宗悫都难免屈居下位，受小人之气，何况你我。典签，本为地方文书小吏，但南朝时，多由帝王亲信担任，以监视地方大员，号为“签师”，颇有实权。四是《论语·阳货篇》：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认为割鸡无需用牛刀的故事。作者反其意而用之，鼓励范南伯不妨以牛刀杀鸡，一试身手，把泸溪治理好，以显示自己的才能。
这首词是主要表达的是辛弃疾希望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积极出仕以成就功业。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特色在其中得以充分表现。
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让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便写《破阵子》既为祝寿又为规劝，营意用典之妙，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可为三叹！” 全词62字，用了范增、范蠡、陈涉、周盘龙、宗悫、子游六典，除周盘龙一典稍为冷僻外，均为熟典，为全词的生动内容的一部分，非耀学无生硬，得蕴藉隽永之妙，远胜于直接议论。 第一句典出刘邦送玉斗给项羽谋士范增，范掷玉斗于地，拔剑碎之，可谓以碎玉开始；而结句是辛弃疾献玉碗以祝寿，则为完玉终，其间，捕捉心态，造语灵动，以万里功名上对千古风流，下启君王三百州，而大宋三百州此时已剩下不及一半了，完玉之业吾辈岂能以一己之得失而置之度外乎？
诗描绘了舟中夜起后所观赏到的美丽画图，曲折有致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曲情怀。全诗写得空旷奇逸，不染一点世俗烟火气，细微地写了夜宿湖中的景况。在描写中，尤其突出了一个“静”字，无论是有声还是无声，动态还是静态，大景还是局部，都紧紧为写静夜服务。
“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是说诗人在舟中听到外面微风吹拂水草的声响，以为湖面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于是，推开船门，去欣赏雨景，然而，看到的却是满湖月色，波光粼粼。这是诗人起首二句描绘的境界。它不但巧妙地点出了 “舟中夜起”之题，而且，写出了诗人的幻觉。这种手法，前人也曾使用过，如唐人释无可 《秋寄从兄岛》云：“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但苏轼此二句，似比唐人之句更为成功。
自“舟人水鸟”至“落月挂柳”六句，诗人描绘了舟中夜起后所观赏到的美丽画图，曲折有致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曲情怀。此六句可分三层，两句一折， 写出了 “静”、“独”、“冷”三种心境。
“舟人水鸟”两句，诗人以动静相衬的手法，着重描绘夜境之静：此时，舟人、水鸟都已进入了梦境，只有大鱼惊窜激起的水波声。这鱼声在静夜里格外响亮，以致使诗人误以为是一只狐狸在草丛中惊窜而去。将“大鱼”误作为“奔狐”，其中暗伏着将满是月华的湖面误作月光照耀下的草地，这是自“开门看雨月满湖”之后的又一次幻觉，它是暗伏着的，不易为人查觉。这境界，如梦如幻、极远极近、极奇极美，“静”字为其魂魄。
诗人之所以如此喜爱这万籁俱寂的夜境，这需要多少了解一点儿苏轼当时的心情。苏轼早年曾“奋厉有当世志”，但二十余年仕宦生涯的体验，使他对之产生了厌恶情绪，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与诗人“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天性格格不入，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与诗人自身的“野性”始终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诗人曾说自己是：“尘容已似服辕驹， 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庐山次韵章传道》）， 就正是这一矛盾的形象写照。
苏东坡既不能真正归隐，丢弃自己“致君尧舜”的本来志向，又难以忍受污浊的官场生活，这就使他常常要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慰藉。“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独形影相嬉娱”的深层蕴涵也正在于此。白天，“举手摇足，辄有法禁”，那是“野性”的囚牢，人性的桎梏，而现在，在这个静静的夜色里，只有自己面对满湖的月光、惊窜的大鱼，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形影互相嬉娱，这是 “野性”的解脱，是骏马的脱羁，诗人手舞足蹈，陶然醉之了。此二句“独”字为眼，不仅写出此时此际之独，而且从潜意识上讲，苏轼一生独立危行，“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正是一种人生的孤独，是一种时代先觉者的孤独。“独”字承上，深化了 “静”界。
诗人由 “静”至 “独”，总体来说，是陶醉自然，物我同一的境界，是一种愉悦的审美境界。然而，诗人是不能完全忘却尘世的，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深深思索，会突然闪过心头。于是， 诗人的心境转至 “冷”字，诗人面前的绝妙夜景也变得冷气袭人了：“暗潮生渚吊寒蚓，落月挂柳看悬蛛”。来自洲渚边的潮水在暗涨，其声幽幽咽咽，有如寒蚓蠕动的声音；挂在柳条之下的落月，犹如悬在丝端的蜘蛛。诗人使用 “暗潮”、“寒蚓”、“落月”、“悬蛛”这些充满暗色寒觉的意象，既进一步为这幅舟湖夜色图添画数笔，又象征和暗示了诗人内心的苦闷，为下一段的议论作了渲染铺垫。
最后一部分，诗人以议论抒情作结。诗人想到，良辰美景，转瞬即逝，天明之后，又要开始那令人痛苦的仕宦生活。你听：在鸡鸣声和晨钟声的合奏里，夜里伴我度过了一个美好夜晚的百鸟都散去了，只有船头的鼓音与之呼应。苏轼此处用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的“猿鸣钟动不知曙”句，反其意，写自己对夜色清境的留恋，暗示对白日“忽忽忧患”生活的厌恶。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秋季的景物，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这是一首咏秋柳的诗，全诗不着一个“柳”字，而句句蕴含着柳树的风韵。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的景物：栖息在枝头的乌鸦，伴着秦淮河的流水，点缀着秋天的风光，它们都深深恋爱着这里的几行萧瑟稀疏的树。“萧疏”与“秋光”照映，“栖鸦”和“树”关联，使前后句紧密扣合，因而呈现诗人笔端的是一幅深秋萧条凄冷的画图。其中，前句写柳树的特性：“栖鸦”明写鸟而暗点树，以实带虚的手法点出了薄暮中乌鸦栖宿的树；“流水”看似泛指而特指秦淮河。“栖鸦流水”，虽不明言柳树，但已写出柳树常生长在河边的特性。这样写，较之直言“河边柳”来，不仅含蓄，而且静中有动，增加生气。也正是这些上有栖鸦，下依秦淮的柳树，装点金陵，为秋色增辉。后句则点染秋柳的萧疏之态：萧疏是秋柳的特征——秋柳既不像春柳那样金碧染两、临风起舞，也不像夏柳那样繁枝拂地、密叶藏莺，而是落叶纷飞、意态萧疏。但诗人对此并没有精雕细绘，只是以疏荡的笔触，略加点染而已。这种艺术情趣，与秋柳的萧疏风姿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其中，前句反用前人诗意，偏说“不与行人绾离别”，点明秦淮河畔的秋柳只是供人赏玩而不为人攀折赠别。其中，“不与”两字，不仅翻出了新意，而且用拟人的口吻，增添了一层情韵。后句则是谢道韫咏雪的典故和李白的诗句的结合，写收条通过联翩浮想，展望秋柳的未来：秋柳到了第二年，也将枝繁叶茂，飞絮蒙蒙，而且象瑶台雪花一样地散发出香气来。
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