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其中“运交华盖”是说生逢豺狼当道的黑暗社会,交了倒霉的坏运。“欲何求”、“未敢”都带有反语的意味,是极大的愤激之词,反衬出当时国民党统治者的残暴,形象地描画和揭示了一个禁锢得像密封罐头那样的黑暗社会,概括了作者同当时国民党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表明他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不抱任何幻想,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极端蔑视和无比的憎恨。由此衬托无产阶级战士不畏强暴,碰壁不回的革命精神。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其中“闹市”喻指敌人猖獗跋扈、横行霸道的地方。“中流”指水深急处。这联用象征的手法,讲形势非常险恶。作者在“破帽"与“闹市”, “漏船”与“中流”这两不相应且对立的事物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个“过”和一个“泛”,再一次形象地表现出作者临危不惧、激流勇进的战斗精神,衬托出革命战士在险恶环境中是何等的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这两句诗流露出诙谐、乐观的情趣,表现出寓庄于谐的特色。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全诗的核心和精髓,集中地体现出作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前四句叙写处境和战斗行动,这两句揭示内心深处的感情,把全诗的思想境界推到了高峰。这两句诗,表达作者对人民的强烈的爱和对敌人的强烈的憎,表现了作者在敌人面前毫不妥协,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这句是全诗主题的集中体现,也是作者感情表达的最高潮。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小楼”是作者居住的地方。“躲进”有暂时隐避下来的意思。 “躲"字,融合着巧与敢的双重意味。前一句十分风趣地道出了作者当时战斗环境的特点和善于斗争的艺术,反映出作者自信、乐观的心境和神情。后一句写无所畏惧、韧战到底的决心。这就把前一句的战斗内容揭示得更加鲜明,使寓庄于谐的特色表现得更加突出。既表明作者不管形势怎样变幻,前途如何艰险,决心为革命坚持不懈地斗争,又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者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的辛辣讽刺。这一语双关的结尾,增强了本诗的主题。
这首诗是一首抒情诗,是作者鲁迅从自己深受迫害,四处碰壁中迸发出的愤懑之情,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形象地展现了作者的硬骨头性格和勇敢坚毅的战斗精神。
诗题“古意”,与“拟古”、“效古”相似,多咏前代故事,以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首古意诗,所咏地点、人物似与作者所在的南朝无涉,但却采用了以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南朝的一些现实。
起句“挟瑟丛台下”,是说一位女子带着叫做瑟的乐器来到丛台的下边。按《汉书·高后纪》云:“高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丛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台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汉时台下当有宫室。“挟瑟”恐有一典故,然不知最早的出处何在。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的北齐诗人魏收也写过一首《挟瑟歌》,词曰:“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或许能作一佐证。假定是同咏一个故事,那么诗中主人翁便是一个红妆少女,金鞍白马把她带进丛台小苑,心中悲伤,流泪不止。诗中既云“徙倚”,言其低徊彷徨;又云“戚戚”,言其忧愁痛苦,其意与《挟瑟歌》中的“玉筋(泪水)下成行”相仿佛。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就便于理解这首诗了。
自“露葵”以下,诗人不从挟瑟进宫写到君前弹瑟,而集中笔力专写女子的惆怅情怀。露葵为葵之别名,俗称滑菜。《本草》载李时珍曰:“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淇水,古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其地距河北邯郸的丛台不很远。“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都是女子想象之辞。她昨天伫立到日暮,悲悲戚戚地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出露解,遂想到家中园子里的露葵也该采摘了;但是遥隔淇水,她还没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家中,其内心之痛苦可知。此说亦有所据,《诗经·卫风·氓》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谢。遂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沈约此诗题作古意,当也有取于《诗经》,虽未全部搬用,但“淇水未沾裳”一句,系从《诗经》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化来。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身入丛台,不能渡过淇水以归家,独处曲房,寂寞凄凉,遂有“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之感。综上所述,可见所写女子当出身于农村,且家住淇水的另一边。她在家时曾经从事采摘露葵之类的劳动。到了丛台以后,虽得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心中对家乡的亲人犹眷念不已。因此,她夜里盖着锦衾,不感到温暖;白天穿着罗衣,也不觉得芳香。诗人虽写前代故事,然亦有感而发。因为以金陵为都城的南朝帝王,大都过着纸醉金迷、征歌逐舞的生活。他们的宫廷养有歌儿舞女,大都来自农村。此诗虽写古代的北方,实际上是借这面镜子,反映当时的现实,寄寓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结尾二句,纯系抒情。时间又到了深夜,女子空房独处,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这明月不仅在丛台可以见到,在她的家乡也能见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愁人当此,不能不惹起乡思。然而明月可望,家乡难归,于是她不由得叹息:“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限痛楚,连人们都无法理解,那天空的明月更不能知道。诗末以问句作结,那女子的一腔怨情似乎仍在空中回荡,悠悠不尽,发人遐想。
沈约是梁代著名的声律学家。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验之于此诗,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就字面而言,那碧绿的露葵,清澈的淇水,华丽的锦衾,芳香的罗衣,实是“五色相宣”。就音律而言,它押的是平声阳韵,声调铿锵,韵律和谐;而当中“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两联,对偶工整,低昂互节。这又是“八音协畅”。经过沈约揭示了声律的秘密以后,再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国诗坛上终于涌现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回顾他在这些诗里的艺术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就“寄书”二字发挥,写以泪研墨,泪滴红笺,情愈悲而泪愈多,竟至笺上的红字褪尽。用夸张的手法表情达意,写出感情发展的历程,是此词艺术上的突出特点。
起首两句,写女主人公因悲秋而怀远,既点明时令、环境,又点染烘托主题。一“晚”字,暗示别离之久,“千里”,点明相隔之远。两句交代了时间和空间,给下文留了铺展的余地。“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两句是客;“何处寄书得”一句是主。鸿雁,随着天际的浮云,自北向南飞去。闺中人遥望渺渺长空,盼望归鸿带来游子的音信。“过尽”,已极写其失望之意了,由于“无信”,便不知游子而今所在,自己纵欲寄书也无从寄与。
过片词意陡转:弹洒不尽的那两行珠泪,还当窗滴下来,并滴进了砚台中,就用它来研磨香墨。下片出人意表,另开思路。正因无处寄书,更增悲感而弹泪,泪弹不尽,而临窗滴下,有砚承泪,遂以研墨作书。故而虽为转折,却也顺理成章了。明知书不得寄,仍是要写,一片痴情,惘惘不甘,用意尤其深厚。语本孟郊《归信吟》“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收语写闺人此时作书,纯是自我遣怀,她把自己全部的内心本质力量投进其中,感情也升华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对此,陈匪石《宋词举》有一段极为透辟的分析:“‘渐’字极宛转,却激切。‘写到别来、此情深处’,墨中纸上,情与泪粘合为一,不辨何者为泪,何者为情。故不谓笺色之红因泪而淡,却谓红笺之色因情深而无。”无论是泪、墨、红笺,都融进闺人的深情之中,物与情已浑然一体。这首词与小晏惯常的“情溢词外,未能意蕴其中”这一风格不同。全词用笔甚曲,下字甚丽,宛转入微,味深意厚,堪称小晏词中别出机杼的异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