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昌龄“奉帚平明”、“闺中少妇”等名作之同，此诗的怨者，不是一开始就露面的。长门宫是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后的居处，昭阳殿则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处，唐诗通常分别用以泛指失宠、得宠宫人住地。欲写长门之怨，却先写昭阳之幸，形成此诗一显著特点。
前两句的境界极为美好。诗中宫花大约是指桃花，此时春晴正开，花朵上缀着露滴，有“灼灼其华”的光彩。晴花沾露，越发娇美秾艳。夜来花香尤易为人察觉，春风散入，更是暗香满殿。这是写境，又不单纯是写境。这种美好境界，与昭阳殿里歌舞人的快乐心情极为谐调，浑融为一。昭阳殿里彻夜笙歌，欢乐的人还未休息。说“歌吹在昭阳”是好理解的，而明月却是无处不“在”，为什么独归于昭阳呢？诗人这里巧妙暗示，连月亮也是昭阳殿的特别明亮。两句虽然都是写境，但能使读者感到境中有人，继而由景入情。这两句写的不是宫怨，恰恰是宫怨的对立面，是得宠承恩的情景。
写承恩不是诗人的目的，而只是手段。后两句突然转折，美好的环境、欢乐的气氛都不在了，转出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气氛。与昭阳殿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没有花香，没有歌吹，也没有月明，有的是滴不完、流不尽的漏声，是挨不到头的漫漫长夜。这里也有一个不眠人存在。但与昭阳殿欢乐苦夜短不同，长门宫是愁思觉夜长。此诗用形象对比手法，有强烈反衬作用，突出深化了“宫怨”的主题。
诗的前后部分都重在写境，由于融入人物的丰富感受，情景交融，所以能境中见人，含蓄蕴藉。与白居易《后宫词》比较，优点尤显著。《后宫词》写了“泪湿罗巾梦不成”，写了“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由于取径太直，反觉浅近，不如此诗耐人含咀。
诗的前两句偏于写实，后两句则用了夸张手法。铜壶滴漏是古代计时的用具。宫禁专用者为“宫漏”。大抵夜间添一次水，更阑则漏尽，漏不尽则夜未明。“似将海水添宫漏”，则是以海水的巨大容量来夸张长门的夜长漏永。现实中，当然绝无以海水添宫漏的事，但这种夸张，仍有现实的基础。“水添宫漏”是实有其事，长门宫人愁思失眠而特觉夜长也实有其情，主客观的统一，就造成了“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的意境。虚实相成，离形得神，这里写的虽决不能有其事，但实为情至之语。
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之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之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上天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倒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 、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的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听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