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明上看诗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
这首诗写一位农民在雨天半夜就辛劳耕作的情形。诗的开头写久旱逢甘霖，夜里下了一场大雨。“雨足”一句，是说雨水很多，就连高处的田地也积了许多水，而成为一片水白色。作者用“足”、“白”二字，既突出强调了雨水之多，又暗示了农夫耕田将会倍加艰难和辛劳，为下文作了铺垫。“披蓑半夜耕”一句，乍看之下，让人想到不合情理。哪里有农夫披着蓑衣半夜里耕地的呢？但细细品来，此句却是蕴意深含。可能是由于雨水过多，农夫们耽误了播种的时间，泥水里，又是冒着雨，耕田的吃力是可想而知的。
后两句用“力俱尽”与“殊未明”作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早出晚归、不知疲倦的辛苦劳动生活。虽然“人牛力俱尽弦，但劳动的时间还很长，天亮之前和天亮之后农民将如何坚持下去，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内容了。这首小诗十分通俗，明白如话，虽然是反映农民辛苦的，但它是通过耕作情形的具体而又细致的描驽来表现的，它取的是一位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全诗语言清新明快，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这一事实，也是封建社会里的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写照。
这首诗纯用白描，立意新颖，语言通俗流畅，仅短短二十个字，就准确地描绘了农夫披蓑夜耕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农夫苦难生活的满腔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范仲淹等人能坚持操守，能威武不能屈，诗人认为是由于他们有崇高的品质：“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他们的品德如皎皎月光，明月有时或缺，虽缺仍清辉皎皎；他们的气质如百炼而成的宝剑，虽遭挫折而刚性依旧。诗人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月缺会再圆，“时人莫道蛾眉小，三五团圆照青天”；剑折可再铸，仍可“白光纳日月，紫气排牛斗”。政治斗争亦是如此，奸佞可暂时蒙蔽圣听，但终究会有败露之日，只要保持节操，坚持斗争，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诗人以此来鼓励友人，也以此勉励自己。他一生关心国事，关怀民生疾苦，积极支持新派的革新主张，反对因循保守和官场腐败。虽然屡试不第，久困下僚，无法施展怀抱，但仍矢志不移，保持高风亮节。他把满腔穷愁感愤一发于诗，用诗反映重大事件，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抒写时爱憎分明，激情喷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一生虽坎坷多辛酸，但诗歌创作却获得巨大的成就，充分表现了“剑折不改刚”、“难屈志士肠”的精神。
“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要坚守志节，首先就得与习惯势力、权臣作斗争。诗人赞赏范仲淹等人不顾自身安危，敢于弹奏吕夷简及其党羽，据孙沔奏章，夷简为相，黜忠言，废直道，只知姑息求安，以推卸责任为能事。致使外敌入侵，百姓内困，纪纲大隳，官吏称职的十不得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但因宋仁宗甚为倚重，夷简三次为相，权倾一时。尧臣在此诗中称之为“势利压山岳”，在《猛虎行》中复称他“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锘，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这都形象地描绘出权相气焰薰天不可一世。据史记载，范仲淹离京赴饶州日，朝臣惧祸而回避，送行者只有李绒、王质二人。欧阳修盛暑南行无匹马，抵夷陵时已是初冬。仲淹等人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忠肝义胆，世人共仰，气节凛然，可杀不可辱。馆阁校勘蔡襄为此作《四贤一不肖诗》，诗出，“都下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甚至还流传到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