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组诗《竹枝词九首》的最后一首。这首诗是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它不是一般的模山范水，不是着力于表现山水的容态精神，而是从中发掘出一种比自然美更为可贵的劳动的美，创造力的美。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开头用一个“山”字领起，一下子把诗人面对春山、观赏山景的形象勾画出来了。俗谚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地气候不齐所特有的景象。“层层”状桃李花的繁茂与普遍。此山彼山，触处皆是。那种色彩绚烂、满山飘香的景象可以想见。次句由景及人。“云间”形容山顶之高。诗人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他推断，这一定是村民聚居之处。“是人家”三字是诗人注意力的归着点。“是”字下得醒豁，表明诗人探寻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李，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绣出这满山春色的主人的所在，美是由人创造的。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以下即转为富有地方色彩的山村居民的劳动场景的描画。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两句写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挎着长刀、戴着短笠的男人们根据传统的办法前去放火烧荒，准备播种；戴着饰物的青年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两种修辞手法。一、借代。用“银钏金钗”借代青年妇女，用“长刀短笠”借代壮年男子，正好捕捉了山民男女形象的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二、对仗。不仅上下两句相对，而且还采用了句中自为对（即当句对）的办法，把语言锤打得十分凝炼。
全诗短短四句，每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图，孤立起来看，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合起来看，恰好构成一个完满的艺术整体。由满山的桃李花引出山村人家，又由山村人家引出劳动男女戮力春耕的情景，全诗至此戛然而止，而把妇女们负水对歌、烧畲时火光烛天以及秋后满山金黄等情景统统留给读者去想象，画面的转接与安排极有理致。诗中没有直接发出赞美，但那种与劳动生活的旋律十分合拍的轻快的节奏，那种着力描绘创造力之美的艺术构思，都隐隐透露出诗人欣喜愉快的心情和对劳动生活的赞叹。刘禹锡贬谪巴山楚水之时，接近了人民，南国的风土人情，激荡了他的诗情，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情趣，使他在美的探索中扩大了视野，在审美鉴赏力和表现力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这首词，《词综》作于真人词。玉蟾先生《诗余》作葛长庚词。《全宋词》“无名氏目”录此题，全文见《词综·卷二十四》。
这首词的主旨在于表现暮春时节落拓无依的羁旅之愁。上片浓艳，下片疏淡。
“绿暗红稀”正是李清照《如梦令》中之“绿肥红瘦”，意味着绿叶成荫，而百花凋落。从“绿”、“红”二字见色彩之艳丽，而“暗”、“稀”二字，却又给人以迟暮之感，全篇感情基调已由这四字定下，以下乐景，哀景亦由此发端。“春已暮”点明时节。“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句，画感鲜明，形象优美，洋溢着生活气息，有如春的赞歌，这里写的是乐景、“柳絮欲停风不飞”句，仍写暮春之景，却使人在情绪上顿觉跌落。柳絮不能自主浮沉，因风而飘泊不定，让人联想起游子之飘泊无依的情状来，这正是句中景物的寓意。下句“杜鹃声里山无数”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渲染悲凉气氛。“山无数”自是“乱山深处”。杜鹃一声接着一声，使人倍觉悲摧，应是哀景。词的上片就是这样通过对暮春景物的铺陈描写，由乐景引出哀景来，“柳絮”句很自然地体现出这种过度与转折，并为下片抒情留下伏笔。
下片，描绘游子形象，抒发羁旅忧愁。“竹杖芒鞋”正是颠沛流离、终日奔波的远行人之写照，“无定据”显示这远行游子的飘泊无依，同上片“柳絮”句遥相呼应。“穿过溪南，独木横桥路”承接“山无数”，点明词人立足点，即游子之所在。然后用“樵子渔师”来来往往，自得其乐，反衬游子之飘泊天涯，纵有“一川风月”又有什么心思欣赏，“一川风月”意味着夜的来临，加重羁旅无归之悲慨。“谁为主”与“无定据”及以上片之“柳絮”句暗脉相通，进一层表现客身在外，无所归依的心情。
全词有一种浓厚的时代末落气氛，与南宋后期许多士人处境吻合。词中写景全是画笔，浓淡相宜。乐景暗含迟暮色调，渗出悲凉来。乐景转出哀景，浓重地渲染悲愁气氛。寥寥几笔写景却抓飞羁旅特色，构成典型环境，表现主人公之寂寞孤单。全词展现出一幅暮春风月、独木横桥路上、天涯飘泊图来，富有情韵。（陶先淮）
这是一首题画诗，本诗前两句画景，后两句叙事，景物的和美与人事的温馨交融掺杂，使整篇诗歌洋溢着其乐融融的纯朴甜美的气息。
首句写远景。青天一片，白鹭翩飞，诗人用淡雅的色彩为全篇染上一层明快的底色。一个“前”字，又给静止无垠的蓝天平添无限生机。
次句写近景。桃花绽开，寓示着正是阳春三月的时令：春水猛涨，江波浩渺，渔船忽上忽下，在岸边拍打着浪花。在这里，诗人还特意指出，这是一条“住家船”。如此看来，江水是渔父赖以谋生的土壤，渔船则是渔父借以栖身的房屋。如今渔父泊船岸边，显然是有需要到岸上解决的事务，于是，自然引出了下面的诗句。
三四两句写渔父唤儿进城打酒，而酒资则是刚刚捕捞到的鲜美的“槎头缩颈鳊”，也就是武昌鱼。这本是极其普通的场面，打鱼人大多嗜酒，以捕捞所得与人换酒也是常事，而诗人正是希望通过这些日常普通的事物的描绘，显示以物易物的质朴、父呼子应的天伦之乐以及渔父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畅快。
该诗的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对渔父生活的歆羡和对自然风光的赞美，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对那种宁静安详、无拘无束的境界的向往与渴求。
作为一首题画诗，显然侧重对于画面的解释，这样的诗歌语言具有清新、明白、流畅的风格，取得了与画面、与主旨的一致。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表示他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过了五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任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二首，诗主要讲祸福得失的转化。
这首诗包含了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应该指出的是，矛盾的互相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或实现转化的。诗中所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样。塞翁的马失而复还，而且还带回一匹好马，这是福；但是后来，其子骑马又摔坏了腿，福于是变成了祸。其中，这个儿子去骑马，或是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于他的骑术不高明，摔下马来，这就是其福转化为祸的条件。而“马失应无折足忧”的说法，只讲转化，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当然，这是诗句，不可能讲得那样细致，后人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