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诗题《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李录事,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录事是官名,主要掌管总录众曹文簿,举善弹恶。襄邓,即襄州、邓州一带,唐时襄州、邓州均属襄州大都督府管辖这是一首抒情色彩十分浓郁的送别诗。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追述自己和李录事的不幸遭际,在追述当中,流露出人世沧桑的慨叹。刘长卿是中唐前期的诗人,他的生活时代跨越盛唐和中唐。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中度过的。但是处在“盛世”的他,却像一只孤苦无依的小鸟,“岁月蹉跎飞不尽,羽毛憔悴何人问!”(《小鸟篇上裴尹》)为了生计,他曾经四处奔波,这一时期,他积极活动,多次应举,却屡屡失败。安史乱后,他逃奔江南,在乱离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大约到了肃宗至德三年,宰相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诗人才入仕途,被授为长州尉这样一个小官,这时诗人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入仕之后,生活应该稳定下来了吧,但是不久,诗人又连遭贬谪。这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而南方的地方军又时时兴兵,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流离,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仕途上的坎坷遭际,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痕,这种创痕一旦触动,便会引起诗人内心的剧烈疼痛。因此当李录事与诗人天涯别离时,相同的遭际使诗人心中的郁积便倾泻而出了。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二句,语言朴素,明白易懂,但感情却极为强烈。天涯别离,诗人该有多少话要说啊! 可是从哪儿说起呢?诗人此时遭贬,身处逆境,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际。自己的平生是这样的痛苦,而友人也同样不幸,一腔哀情,难以自抑,便禁不住叹道:十多年来,你和我一样多灾多难,屡次举家迁徒,就像那断了根的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诗人用蓬草随风飘转作比,形象贴切,深刻揭示了诗人和友人在动乱年月里所受的飘零之苦。“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紧承首联,继续展开回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诗人和友人都在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相见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了,乱后相逢,当然也是十分意外的事,这样的相逢当然也使诗人和友人十分高兴; 两人总算在动乱中平安地活过来了。但在高兴之余,蓦然发现对方都已两鬓如霜了,又不禁相对叹息时光易逝,双方的青春已在战乱中悄然逝去了。
这是一首赠友送别诗,诗人从追述二人的共同遭遇着笔,虽未直接言别,但追怀身世的悲愁中却已反衬出离别的痛苦; 同时也为整个诗篇定下了一个感伤的基调。
诗的后四句转入对送别情事的抒写。“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对仗极为工整,而 “杳杳”、“萧萧”、“西月”、“北风”等词又构成了一幅悠远萧索的月夜送别图画,融情入景,凄怆感人。友人越走越远,而诗人却久久地注视着西边的月亮,追寻着友人远去的身影,送别归来,诗人行单影只,北风萧萧,归马嘶嘶长鸣,令人倍觉凄凉。“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汉水,即汉江,是长江的最长支流,源出于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今武汉市入长江。李录事去襄邓一带,正是汉水流域,所以这里汉水也有代指友人所去的地方之意。从此以后,诗人和友人天各一方,相去万里,分别之后,也不知何时才能相会,离别之恨,无穷无尽,永难排遣! 诗人至此收束全诗,而悲苦之情,已足以催人泪下了。
这首送别诗,风格平实坦易,对仗工稳整齐,全诗一气贯通,真挚感人。诗人通过离乱现实中的遭际反衬天涯别离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和友人的深厚情谊。诗中所写的离乱之苦,反映了动乱现实中人们的痛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而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 中曾称它为 “中唐妙唱”。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王安石的绝句,最喜欢将自然界景物拟人化,让万物都赋有生机活力,带有感情色彩,这首作于晚年写钟山的诗前两句也是如此。诗中的北山本是无情之物,但春天到来,万物萌生,山上一片浓绿,映现在满陂春水中也是一片绿色,似乎是山主动地把自己的绿色输送给水塘,又随着春水上涨,仿佛要把绿色满溢出来;水,也很多情,或直,或迂回弯曲,以种种秀姿,带着粼粼波光,迎接着山的绿色。这联诗,把绿色写活,特别引人注目。
山有情,水有情,人亦有情。诗人面对着这诱人的山水,留连忘返。因为心情悠闲,坐了很久,以至于仔细地观察着花朵飘落,默数着一朵,二朵······坐够了,回途饶有兴趣地寻觅着芳草,滞留了多时,回家已经很晚。这两句,通过数花、寻草两个动作,很形象地反映了自己淡寂安闲的心理。
诗前两句纯是景语,写得细腻工巧;后两句纯是情语,写得纡徐平缓。写景时,注意了色彩的渲染,把静态写得仿佛飞动起来;写情时,通过客观叙述,刻画主观情绪,境界全出,把动态写得平静之至。诗全首用对,在整齐中同时富于变化。如三、四句,出句先写结果,后写原因,坐久了,心情很闲适,所以数起了落花;对句先写因后写果,因为寻芳草,所以回去晚了。内容与艺术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诗便以其鲜明的特色为广大诗家所喜爱。“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这两句历来被评家关注,宋吴开在《优古堂诗话》中认为徐俯诗“细数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有窃取王安石诗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