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具备的品德以及谏官石刻的由来，告诫谏官们要恪尽职守。全文结构简短，层次鲜明，笔锋犀利。
开头“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不能取信于人。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周详，面面俱到，文字简洁利落。最后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文章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读者不知道从何说起，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人人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敢于直谏，体现了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作者曾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其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人传颂，而这篇散文则是他这一品质的表现。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夏夜叹》描写的是窗下纳凉的情景，开始两句就是对酷暑的控诉：“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然后就是对清凉的期盼：“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后面就是他纳凉时的情形，接着是由此的所思：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局势动荡，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此章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这四句感叹白日漫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夜晚，酷暑难耐，使杜甫的心情烦躁。他希望能够唤来万里长风，疏解夏日的燥热。这几句日暮思风，引起下面八句的夜景。
“昊天得华月”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夏日夜凉之景：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杜甫感叹仲夏之夜太过于短暂，白日漫长。他的诗真是道得了人民的心声啊，夏日的夜晚哪里是微凉啊，只能说不是很热罢了，要是夜再长一些，也许会凉快点儿！他打开窗户，能看到夜色下的细微之物、昆虫振翅飞翔。于是，他便由此联想到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物情各适，起下文征人。
“念彼荷戈士”以下八句，描写的是夜热之感。杜甫由景联想到人，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想到他们的痛苦，炎炎夏日怎么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只能无可奈何！他们整夜在敲击刁斗忙于警戒，虽然身穿官服，却还不如早日回到故乡。
“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末四句乃夜触所闻，而伤叹世事也，他期盼着太平盛世。在此时，他似乎对唐肃宗和朝廷中把持大权的重臣们已失去了信心。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