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这首词写女子的相思离别之情，是一首伤春怀人之词，写得清新可喜，文意流畅。
上片直吐衷肠。首二句写睹物思人，别后余香犹在，红豆长系，以表不忘。“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罗带引来芳香，还系着相别时所赠的红豆。罗带和红豆都是象征爱情的信物，这里暗示着一对恋人的离别和相思，写得直截了当而又含蓄有味。末三句写相思之情，“泪痕新”写别情深切，“金缕旧”写别时长久，“断离肠”写相思痛苦。泪痕日日流，所以“新”；金缕花饰已无心收拾，所以“旧”；离别之情痛苦，所以断。这一“新”一“旧”，又暗示离别之久，相忆之深，再加上“断离肠”三字，更有分量。
此词一反先写景后抒情的通例，上片可以说是直赋别情，下片却转入景语，写眼前景，以景托情。“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既是对往年此时两情融洽的怀恋，又是眼前景色的实录，暗喻着自己的孤寂；犹言双燕呢喃依旧，而人却天各一方。“还是”二字，影射着物是人非之意。于是引起词中人更深的回忆：“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这是一派暮春的景象，其中的情绪似乎更加迷茫了。尽管这里不直接赋写离别之事，而将别恨寄寓在这“草歇花狂”中，由景物兴发的忆别情味很浓，达到言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此词具有词旨哀怨，色泽朦胧，语言精妙，意境深沉的特点。“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是含有复杂情事的景语，用在全词的结尾，尤觉隽永。
这三首诗，都是写秦嘉奉役离乡，想与妻子留别，但妻子因病不能回来相见。本来，奉役远别，已是令人感伤之事，又不能与爱妻留别，那更是悲上生悲，因此作诗三首以表达对妻子的依依惜别，苦苦思念之情。
第一首诗歌以议论开头，首先大发对人生的感慨：“人生譬朝露……欢会常苦晚。”诗本应该靠形象思维，此四句却为逻辑思维，这样写一般是容易破坏诗情的，然而这里不仅没有，反而增强了此诗的艺术效果。究其原因，是议论中带着强烈的情感，字字浸血，深切感人，情感的氛围被这四句话造得浓浓的，呈现出直抒胸怀式的议论。而且四句话从大的范围高度概括了人生的短暂和艰辛，使全诗提到一个重要高度来认识诗人和妻子的不能面别之事，给全诗造成一种高格境界。诗歌由虚到实，由议论到叙事，紧接着就将自己未能和妻子面别的前后经过叙写出来。自己要“奉时役”，要和自己的妻子相距一天天遥远，遣车想让妻子回来面别，谁知妻子竟不能回来，看到妻子捎来的信，心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痴坐空室，长夜不眠。这段叙述不事假借，不用比兴，只是敷陈其事，但由于叙事中处处含情，字字有情韵，情深意浓。另外由于在叙事时能选取有特征的事物，如写车子的“空往复空还”，看信时的“情凄怆”，临食时的“不能饭”，空房中无人“劝勉”，直至心怀，潸然泪下，不抒情而情自溢于言外。
第二首起笔突兀，以向皇灵发问，一下子将情感推向高峰。人在悲伤的时候，常常要埋怨苍天和神灵。屈原放逐，作《天问》篇，一口气向苍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也呼喊“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秦嘉在这首诗中开头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既然“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那为什么“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为什么“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作者忿忿不平的心情一下子达到高峰，给全诗定下情感的基调。下面稍作收煞，用和缓的语气，如泣如诉，表达离别之情。或通过比喻：“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表示这一去不管道路远近，中间都有种种阻拦，使他和妻子难得相见。或寓情于景：“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感觉到当时高山像起了愁云一样，连深谷中也像发起一阵悲风，以此造成凄清的气氛。或寓情于物，说好马也不听使唤了，车在途中不肯前进。种种主观感受，使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依依惜别的感情色彩。后四句直抒胸怀，又使情感激起一个高潮。“针药可屡进”，而连续不断的愁思是难以忍受的，然后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从而使全诗的惜别之情得到与前面一致的表现，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第三首一开头就造足了起程的气氛。室外，车夫已经赶到，车铃声响起。并用叠字“肃肃”“锵锵”来形容赶车的速度，扬和铃的声音，有匆匆欲行之感。室内却是另一番情景：诗人束带整装，准备起程，再回过头看空房，只能在想像中依稀见到妻子的容貌和形体，在这奉役远行之时，不能与妻子面别，诗人起坐不宁，室内室外，情形不同，但都统一于“起程”，使起程的气氛造得浓浓的。诗人还用赠礼表达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宝钗、明镜、芳香、素琴都是秦嘉临行前留赠妻子的。秦嘉在《重报妻书》有云：“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绷，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可见这四样东西之珍贵。由于珍贵，自然表达了作者的一片心意。然而作者仍然感叹《诗经·木瓜》中应当拿更好的东西报答对方，自谦地认为：妻子过去赠给自己的东西很珍贵，很多，自己赠给妻子的东西仍然显得很少，很不值钱，因此不能报答妻子对自己的深恩，但可贵的是可以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惟其珍贵却自谦，才更显出诗人的爱是无私的，是极其深厚的。这种一层深似一层的表现方式，又比《诗经·木瓜》篇更胜一筹，得到了更为理想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