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四句写曹操身后寂寞,雄风已逝,给人以悲凉冷落之感。“武皇”即指曹操。“金阁”,犹言金阙,宫观楼台之美称,此指铜爵(雀)台。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在邺城西北,“高十丈,有屋百余间。”(《水经注》卷十)楼台之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又其“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毋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邺中记》)。浮光跃金之楼观,以“金”状之,确也非常贴切。但是,如今人去楼空,已无复当年的英风雄威、歌舞升平,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凄凉寂寞。开头两句就这样强烈地渲染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气氛。“雄剑”,本指春秋时吴国人干将、莫邪所铸之剑,其剑有二,一雌一雄,雄剑进献于吴王,此处是以“雄剑”代指魏武所佩之剑。这剑当年曾伴随他南征北战,削平群雄,而今却已埋没于尘封之中而黯然失色了。“杂佩”亦指魏武所佩之饰物。古人述及人之佩戴物常以剑佩对举,如《说苑》云:“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故此处剑佩连类而及。“销烁”,犹言销镕,在此即是荡然无存之意。这二句,由曹操的遗物引出,再申前意,补足文气。
接下去“秋至”四句,则从《遗令》中的“月朝十五”生发而出。三五之夜,皓月当空,正是曹操要求诸妓向帷帐歌舞作乐之时。试想活生生的人幽闭于荒台孤馆,且要侍奉空床虚帐,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剧!这些歌妓无异是奉献于帝王祭坛上的活的牺牲,因而对她们说来,皎洁的秋夜只会更增加内心的悲感凄凉。这四句写景恰似“主观镜头”,展现出她们眼中特有的悲凉的夜景:风露凄凄,清夜湛湛,孤独摇曳的烛光,将她们的身影分明地投于兰幕之上。全诗悲剧的气氛,至此越加浓重了。
此后六句,转入直抒怨愤,比之上面的托物诉情,感情更为强烈。“抚影”承上“孤烛”句,转接极为自然。众妓顾影自怜,悲从中来,无所适从,但觉心中的忧思,绵绵不绝,难以消解。“薄”即停止之意,如《楚辞·九章·哀郢》云:“忽翱翔之焉薄。”“瑶色”,犹言玉颜,“红芳”即红花,此亦指美人的红颜。“行应罢”,行将衰颓老朽;“几为乐”,为乐能有几时。这二句互文见义,渲染强烈。诗人感叹着妓人的青春难驻、红颜易老,不禁要为她们的不幸生涯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曲不平之歌。最后两句应《遗令》中“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的意思,感情由悲而怨,由怨而愤,达于高潮。这里着一“徒”字,实蕴含无穷的悲思与怨愤。登台歌舞,遥望西陵,对铜雀妓来说,只是侍奉幽灵、虚掷青春的徒劳之举,而对死去的帝王来说,也同样是毫无意义了,因为他最终也成了一堆“蝼蚁郭”,亦即“蚁垤”,蝼蚁之穴,其外壅土如城郭,故云。古人常用它和高山对举,以显示其渺小,如《孟子·公孙丑》云:“泰山之于丘垤。”赵岐注:“垤,蚁封也。”又郭璞《游仙诗》云:“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此处用“蝼蚁郭”,一方面说明皇陵虽高,无异于蚁垤一堆,藐视之意可见;另一方面也表示,贵为天子者最终也要与平民百姓同归丘墓,而魏武却要作威福于死后,其自私冥顽虽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但到头来还不是黄土一抔,又复何益!这二句和第一层诗意恰好遥相呼应,使同情歌妓与批判帝王的两个方面浑然统一于诗歌的主题之中。
江淹此诗流丽中有悲壮之气。李调元《雨村诗话》云:“诗之绮丽,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粱则以江淹文通为第一,悲壮激昂。”而这种悲壮又是通过强烈的对比突现出来的。在写魏武时,将其生时的威武雄壮与死后的寂寞萧条作对比;而在写歌妓时,则以青春、自然之美与其生活、命运之悲作对比。帝王的淫威自私与歌妓的痛苦牺牲则是此诗最根本的一个对比。绮丽的辞藻与悲剧的气氛相反相成,形成此诗凄艳的风格,沈博绝丽之中回荡着幽怨之气,这正是楚辞的传统。
这首词上片写途中所见所闻,起写春色无边,点明时令,次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南山觅春;下片紧承上片,继写沿途所见,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揭出作意。此词情由景出,论随情至,写得自然、得体。
正月的时候正值孟春,初阳发动,故词以“无边春色”起头。但是,就人之常情来说,尽管到处是春色,还是要去寻春、觅春的。次句的“苦”字表达出了人们这种寻觅春色的执着。词中的“南山”,大约指的是春光优美之处,也是作者邀请提刑官应懋之游春的目的地。“村村”三句,以及下片“翁前”两句,写的是农村“人日”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是作者“觅”春所见,这也正是此词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先大笔挥洒,用“箫鼓”、“笛”写节日歌舞之盛,用“村村”、“家家”极写范围包容之大,仅此一句,就将农村“人日”的风俗景象以及人们的欢乐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祈麦祈蚕”,点出“村村箫鼓家家笛”这项活动的目的。祈求农事丰收,这里虽举“麦”、“蚕”为诸多农事的代表,但在“人日”来说,农民马上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麦与蚕了。这时,麦田泛出青绿之色,蚕在春天的气息里孵化,富于生机。对丰收的盼望与担忧,都同时在农民心头慢慢升起,他们要用这尽情的箫鼓和笛声表达他们心中的祈求。“来趁元正七”,这句是上片的结语,明确指出了特定时期季节性的内涵。
下片“翁前”两句,转入具体的描绘。“翁前子后孙扶掖”,这正是“来趁元正七”的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对长幼之序极为重视,这从“翁”、“子”、“孙”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来。“商行贾坐农耕织”,这一组活动,由商、贾、农三种行当的人物组成,而作者用“行”、“坐”、“耕织”三个词,点明了三种行当人物的特征,语言简练。在古代,商人们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耕织”则为“农”的本业。当然,这里不一定实写“人日”所见,而是作者由人们的祈求而联想到的各种自食其力的人所从事的争取丰收、幸福的实践活动。但这三个动词,却描绘出了一片繁忙景象。从“箫鼓”至“耕织”,这五句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农村的欢乐景象,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将种种苦闷、烦忧,都排斥在画面之外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桃源乐土。在偏安的半壁河山之中毕竟还有这样一片乐土!但其中也不排斥寓含着作者的理想,这正是他所苦苦寻觅的“春色”,上片次句用“苦”与“觅”两个字,用意就在于此。词的末三句,是作者就此情此境所引发的感想,是此词的哲理所在,也正是作者的希望。“须知”是告诫语,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日”中的“人”的种种活动与期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是向上的,都在追求着幸福与美好;但是,人们如果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象在“人日”里所意识到“人”的作用与追求,那就“日日是人日”了,也就不会只有在“人日”这一天才去追求祈祷了。显然,作者是在勉励人们追求不息生生不止。这也正是作者思想核心之一。他处理政务主张“内修”、“立本”、“厚伦”,正人心,化风俗;他所留驻的州县,皆“以化善俗为治”;使“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均见《宋史》本传),这就是他在此词中发挥议论的思想基础。
从全词看,此词没有浮躁怪诞之气,写得古朴自然,平易真切,与农村风物极相贴合。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