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