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也许是长久偏安于江左的青山绿水，不闻飞骑击虏、角声马鸣之故吧，南朝稍有壮心的文人士子，往往热衷于汉人出塞千里、勒铭燕然的军戎生涯和辉煌业绩。因此，仿“古诗”、叙汉事，借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慨，也成了他们作诗的一大爱好。范云这首诗，正以“效古”为题，倒转时空，把自身带入了六百年前边塞征战的戎马倥偬之中。

　　诗之开篇以粗放的笔触，勾勒了塞外严冬的苍茫和凛冽：“寒沙四面平”写浩瀚的飞沙，在翻腾如浪中猛然静歇，填平了四野起伏的丘谷。运笔静中寓动，极富气势。“千里飞雪惊”则又动中见静，让荒寂无垠的瀚漠，刹时被纷扬的飞雪所笼盖，境界尤为开阔。一个“惊”字，表现诗人的主观感觉。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塞外景象，正如《楚辞·招魂》所述：“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令人心骇而骨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诗人恍已置身于顶盔贯甲的汉卒之中，正冒着风雪，向茫茫阴山、皑皑交河进发。“阴山”横亘于今内蒙古境内，往东遥接内兴安岭。山上本来草木葱茏，而今在狂烈的寒风袭击下，时时可见高大树枝的摧折；“交河城”则远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正是车师前王的治所。此刻在雾气缥缈之中，它竟像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阴山到交河城，空间相距远不止千里。诗中却以“风断”、“雾失”两句，使之近若比邻。如此巨大的空间转换，不仅表现了塞外瀚漠的辽阔，更为活跃在这一背景上的士卒征战生涯，增添了几多壮色和扑朔迷离之感。

　　以上四句重在写景，豪情万丈的出塞健儿，似还只在背景中若现若隐。自“朝驱左贤阵”以下，他们终于大显身手了。“朝驱左贤阵”一句，写的是飞将军李广亲自指挥的一场激战。据《史记》记载，当时李广率四千骑出右北平，迎战匈奴左贤王十倍于己的骑兵。李广布圆阵拒敌，“胡急击之，矢下如雨”，“吏士皆失色”。而李广“意气自如”，执大黄弩射杀匈奴偏将数人，终于坚持到援军到来，突围而出。“夜薄（迫近）休屠营”抒写的，则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一次胜利远征。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一时名震遐迩。这两次战役，在时间上相隔五、六年。诗中却以“朝驱”、“夜薄”使之紧相承按，大大增添了塞外征战的紧张态势，将出征健儿勇挫强敌的豪迈之气，表现得痛快淋漓！接着“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二句，又回射上文，抒写主人公先后追随前将军李广、嫖姚校尉霍去病屡建奇功的经历。语气沉着，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身为名将部属的深切自豪感。

　　以上一节描述出塞千里、接战强虏的英勇业绩，读来令人神旺。不过，军戎生涯除了长驱直进的胜利外，也难免有意外的失误和挫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功业显赫的名将，也仍要受到军法的惩处。“失道刑既重”，说的正是李广晚年的不幸遭遇：李广率师出征，因为无人向导而迷失道路；大将军卫青追究罪责，李广终于含愤自杀。“迟留法未轻”，则指博望侯张骞，随李广出塞，迟留后期，按法“当斩”，只是由于出钱，方才“赎为庶人”。这样的失误，虽然难免，但军法如山，不可宽贷。这又使充满英勇气概的军戎生活，蒙上了一重悲壮的色彩。唯其如此，它才更加可歌可泣；在诗人眼中，也更富于浪漫气息和奇异的吸引力。汉代的边塞征战，正是这样，以它辉煌的业绩和悲壮的色彩，写在了汗青史上。何况，这些业绩，又是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分不开的。倘若不是他的果断决策，汉代则不能有此美善旺盛（休明）的壮举。所以，诗之结尾，诗人不禁发出了“所赖今天子（汉武帝），汉道日休明”的热烈赞叹。倘若联系诗人生活的齐梁时代，朝廷积弱，只能坐看北方异族铁骑纵横，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结句又包含了无限感慨和不尽之意。

　　“效古诗”名为“效古”，诗中其实总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范云身为齐梁诗人，写的虽为汉代古事，但因为用了第一人称，在时序上又故意倒“古”为“今”（“今逐”、“今天子”），便在诗中造成了一种古今错综、彼我交融的奇特效果。出现在诗中的主人公，看似汉代士卒，却又融入了诗人的感情。恍惚之中，似乎不是诗人回到了汉代，倒似当年的李广、霍去病，穿过六百年的时空，奇迹般地出现在南朝，正率领着诗人，仰对瀚漠的朔雪、狂风，转战于阴山、交河。而读者呢，也恍惚与诗人一起，参加了“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的战役，为胜利的突围而欢呼，为“失道”名将的陨身而堕泪。这是一种错觉，但它的奇特效果，正是由范云这首《效古诗》的独特表现方式所造成的。

　　第二句先用感叹词“嗟呼”加强语气，然后直接了当地驳斥“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能得士呢？斩钉截铁，一下子就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看来，开语警策，反驳有力，将“世皆称”云云一笔扫倒，此可谓“驳”。

　　第三句转折腾挪，加深反驳之意，用反证法提出自己对“士”的标准的看法：“士”必须是可赖以谋国制敌的能人，凭仗齐国强大的国力，得到一个“士”，就可以使齐国成为霸主，制服秦国。正因孟尝君手下无一真正的“士”，才导致要靠鸡鸣狗盗之徒来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从而证明孟尝君的“士”不足以称为“士”，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独出，直追根本，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谓“转”。

　　第四句承接上文，深入一层，运用逻辑推理解析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驳首句所讲的“士以故归之”，下断语作结，补足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批驳。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不容置辩，此可谓“断”。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驳，一转，一断，把孟尝君能得士传统看法一笔扫到，虽转折三次但严谨自然，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