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写诗人临别时那种长期飘泊异乡的惆怅孤独之情。“客心”谓异乡作客之心;“百念”,谓百感交集。何逊一生仕途并不亨通。他先在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幕中掌记室,“后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俸。后稍失意……自是疏隔。”(《南史》本传)遂迁安成王萧秀幕中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中丁母忧归。后又除庐陵王萧续幕府记室。大约四十岁左右即死去。故其作客异乡,当与仕途坎坷有关。所谓“百念”,诸如异地思乡之愁,羁旅行役之苦,仕途渺茫之忧,人情冷暖之感,友朋难舍之念等,皆在其中。不难想见,其心情已经够沉重了,更何况而今又将孤身一人再度千里奔波飘游远方呢!眼前尚有朋友饯行送别,联句慰勉;顷刻之间,就将茕独孤舟,餐风饮露了。“孤游”,既突出自己征途中的孤独寂寞,又包含着对友朋的无限惜别之情。两句通过“已”、“重”二字构成递进关系,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复杂感情的重量,而与送者临别依依难舍之情也就隐然蕴藏在字里行间。
三四两句,既是写分手时江上的实景,又是借景寓情,含有象征意义。江天忽然浓云密布,烟霭黯然笼罩江面,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乍起,江水顿时涌起滚滚白浪。这云暗天低,烟波浩渺之景,恰与诗人此刻百感交集,愁绪茫茫之情相切;这狂风巨浪,暴雨将临,不仅是诗人心潮澎湃的感情外化,而且还形象地象征着、预示着旅途中等待着他的将是江上风雨一般的无穷无尽的艰难险阻、严峻考验。
送行留别这类诗,一般多是以情结出主旨,或惜别,或劝勉,或叮咛、或祝愿。试看《何逊集》中此类篇什亦多如是。如《赠江长史别》:“安得生羽毛,从君入宛许?”《送韦司马别》:“弃置勿复陈,重陈长叹息。”《别沈助教》:“愿君深自爱,共念悲无益。”《临行与故游夜别》:“相悲各罢酒,何日同促膝?”《送褚都曹》:“本愿同栖息,今成相背飞。”这是何逊为朋友送行。至于他留赠为他送行的朋友,则如《赠韦记室黯别》:“无因生羽翰,千里暂排空。”《相送联句》三首结尾云:“一朝事千里,流涕向三春。”“愿子俱停驾,看我独解维。”“以我辞乡泪,沾君送别衣。”无不以抒情结出主旨。唯这首以景作结,不仅以写江上实景见工,并且景中寓情,物我融一。比兴之意优游不竭,耐人寻味。堪称别具一格。陈祚明评何诗“经营匠心,惟取神会。”(《采菽堂古诗选》卷26)沈德潜亦称其“情词宛转,浅语俱深。”(《古诗源》卷13)殆指此类。
联句源于相传汉武帝与臣僚共作的《柏梁台诗》,但每人各作一句;晋代贾充夫妻联句,则人各二句;自陶渊明与愔之、循之联句,才发展为人各四句。南北朝时,联句之风盛行,鲍照、谢朓、范云、庾肩吾等人所作皆夥。与联句相对,凡无人续作或续而未成,则仅存的四句便称为绝句。“绝句”之名粱代始正式出现,何逊正当其时。此篇不仅两联对仗精妙,且词句精炼、风格清新,短短四句中,既有对过去的回味,对现在的描写,又有对未来的忧虑,包孕丰厚,已开唐人五绝气象。唯所押为仄韵,而平仄尚未完全规范,则又带有格律诗草创阶段的痕迹。
《孟子·离娄》中说孔丘曾听到有小孩子唱这首歌,并没有指明在何处听到此歌谣; 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谓指水清澈的样子,并非特指某一江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释:“浪,音郎。沧浪,水名。缨,冠系也”。《楚辞·渔父》写屈原听过渔父唱这首歌,因屈原曾被放汉北。
就诗的蕴含而言,首先,因为江河之水同洗浴联系起来是在天气和暖之时,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这首诗从意象上来说是美的,从情调上来说是轻松的。其次,作为产生在民间的歌谣,似乎同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喜好修洁的思想也不无关系。洗浴和修身,这是至今常被人们联系起来的一对比喻。再次,它表现了一种贴近自然、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这首歌说:人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清的时候洗冠缨,浊的时候洗脚。就生活实际而言,水浊自然不便洗冠缨,但清水洗脚,也应更好,脚虽贱,不至于没有在清水中洗一下的资格。所以,这首歌乃是表现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首诗中提到“水”,提到“我”,提到水的“清浊”变化,它正是揭示了某种关系。由于其语言的质朴和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同社会、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楚辞·渔父》中写屈原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独醒”,“众人皆浊”的情况下“独清”,因而遭到放逐。渔父是一个隐者,对事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所以他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不听,他便唱着这首歌鼓枻而去。渔父是将世事喻为“水”,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水所无可奈何的。如果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说,掌握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对的。但渔父是以此来表现他无是非、无原则、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这就有问题了,当然也就同屈原那种坚持真理、九死未悔的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以水喻一个人的品性,以人对清浊有差的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喻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则这首歌的启迪意义又不相同:只有你“清”,人们才拿来“濯缨”;如果你“浊”,人们就只拿你来“濯足”。故孔子在听到孺子歌这首歌,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作为人生的经验来说,孔子的解释更具积极意义。
一首诗能够对具有不同阅历、处于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启迪,应当是可以不朽的。《孺子歌》正是这样
王勃的这首诗,虽是拟乐府旧题,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创新,代表着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风气。
诗写一位采莲女子怀念征夫的感情。诗人选择了傍晚同分采莲归来的特定背景来打写。一开始,诗即写女子采莲归来、绿水荡漾,沾湿了她的衣裳,又杂和着荷花的清香。这是女子经过一番采莲劳动的形象。这时,秋风吹起浪涛,野鸭和大雁受惊而高飞,也触动了采莲女的内心情感。这句写景有“兴”的意味。下面四句,接写这位年青漂亮,服饰华丽的女子,轻轻地摇着精美的画舫随波而下,极目眺望无边无际覆盖着绿叶的岛屿和开放着荷花的水潭,耳中听着远处传来的江上渔歌、吴越小曲。这些所见所闻,都惹起了她的相思苦恨,“相思”二字就是全诗的旨意。接着又用四句点明相思的由来,是因为岁月流逝,而出塞的征夫至今尚未归来,思妇在水上采莲,消磨时光,感到孤独寂寞;现在到了傍晚时分,她独自归来。触景生情,因而心中产生了思远的情怀。“今已暮”三宇,呼应首句的“归”字,表明这首诗所写的是采莲女子日暮归来时的相思之情。继而诗又探入一层,写思妇的品质。尽管傍晚采莲归来,独宿空床的生活令人难以煎熬,但采莲女还是忠贞于她们的爱情,坚持自已的操守,“那必尽娼家”,用反问句式,谓女子并没有都沦落为娼女,意即她自己决不会因为亲人远戍而变心。不仅不会变心,相反,比别人还要坚定。“官道”二句以疑问的口气,将采莲女和采桑女加以比较对照,认为前者比后者在爱情上更加忠诚,这其实是诗中思妇的自我表白。“城南把桑”系用汉乐府典故,《陌上桑》里的女子浪敷,是一个忠实于爱精的典型形象。此诗里的采莲女自云对丈夫的感情超过浪敷,可见,她对爱情是多么执着。
从“莲花复莲花”到“还羞北海雁书迟”,主要是咏物写人,抒发思妇的离愁别恨。江上莲花朵朵,莲叶田田,花叶纷披,十分稠密。荷叶的翠绿色,比不上女于的禅娟蛾眉;鲜红娇艳的荷花,也只能差可与女子红润的脸庞相比美。这几句由纯为写物转到以物比人,着重突出女子的年青貌美,从而唤起她的离恨。“佳人不在兹,帐望别离时。”尽管江上环境很优美,自己也是韶华容颜,但因为征夫远在塞外,她惆怅地遥望那别离的地方,回忆当初难分难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悲作之感,转而咏物。“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牵动荷花,喜爱它们并蒂开放;折断莲藕,喜爱它们丝丝相连的缠绵形象。这两句寓情于物,借白藕的丝丝相连,荷花的同根并蒂,表达思妇征夫的柔情蜜意。今天,当日的两情依依己经无处可以寻找了。虽然物态还如同过去一样,但在思妇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片生长得很茂盛的荷花荷叶而已,想到这里,不禁无限伤情。自己为爱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到头来则长期为离愁别恨所折磨。“西津交佩解”,用晋葛洪《神仙传》记载的郑交甫在江边遇到两位神女,十分爱慕她们,神女解下玉佩以相赠的故事。这句意谓采莲女过去曾与征夫以身相许,而毫无悔恨。“北海雁书”,用汉班固《汉书·李广苏武传》中苏武北海牧羊,雁足传书的典故。此句则谓征夫在边塞上,久无书信,不免使女子产生担心和怀疑。这种忆昔伤今之情,归结到底,表现了采莲女深沉的相思情怀。这一节从时间和空间上反反复复地交错写来,对于女子的“相思苦”确实写得很深刻,富有感染力。
从“采莲歌有节”到篇末,诗情再作转换和深化。本来,采莲女己经在日暮时分归来了,这里则写她夜间又到江上采莲。她一边采莲,一边有节奏地唱着采莲曲。夜间江上的景象和白天大不一样。傍晚,吹起了秋风,此时更是凉风萧瑟。高远的天空里,一轮明月伴随着采莲女来往徘徊,清淡的光辉照耀着江水,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冷月,传达出了采莲女深沉的枨触,再一次表达了她的“相思苦”的情怀。这里完全是寓情于景,没有从正面写情语。它与上文写其“采莲归”来时的情感,对照起来加以体会,颇得详略映衬之妙。采莲女在江上来往采莲,遇到了其他夜间出来采莲的吴娃越女,她们都打扮得很娇艳美丽。姐妹们相见,互致问候,都探问从这条寒江到达征夫所在的关山千里的边塞,究竟是山儿重,水几重。可见,饱受着别离的煎熬、相思的苦恨的女子,不是一个采莲女,而是许许多多日夜辛勤劳动的采莲妇女。这就在前文写采莲女“相思苦”的基础上,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将征夫思妇的普通题材,提高升华为一个富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主题,写得非常深刻,是十分可贵的。
梁、陈以来,《采莲曲》是诗人常用的乐府旧题,大多或摹写水容物态,或描绘采莲女的容貌服饰。特别是在风格上,他们的作品比较浮艳绮靡。王勃的这首诗,虽然抒情主人公同样是采莲女,自然景物的描绘乃至遣词造语,也都明显地受到南朝诗人的影响,但所塑造的伤离恨别,刻骨相思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思妇征夫的主题揭示出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则是南朝诗人所无法相比的。王勃在理论上对六朝余风深致不满,而在创作实践上又未能摆脱其影响。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初唐诗歌从六朝余风向唐诗刚健爽朗的风格变化发展的轨迹。
王勃以前的诗人拟写此题,都是五言短章,此诗则运用七言,篇幅也比较宏大,表现出初唐七古崇尚铺陈赋写的一般倾向。不过,此诗在“四杰体”七古中抒情性较强,很注意将人物的感情寄寓在客观景物的描写刻画之中,具有强烈抒情效果。诗以七言为基本句式,大量运用五言句,又灵活地参用“三五七”、“三三七”句式,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结体方式,也加强了诗的抒情性。诗中多用蝉联和复沓的形式,更使诗流转圆美,情韵婉扬。诗中“采莲”、“莲叶”、“莲花”、“花”、“叶”等字词多次出现,造成重迭复沓的形式,显然具有南朝民歌《西洲曲》的风味。并且重迭复沓的形式还往往与蝉联方式交织运用,节奏铿锵,音韵和婉。总之,虽然此诗具有叙事诗的骨髓,但它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乃在于抒情。此诗中几个主要表现方法,都对加强其抒情性具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