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描写古城周围的一片萧条景色,中间两联写登临远近所见,最后一联写诗人的归思乡情难遣。全诗采用白描手法,虚实结合,写景工致。这首诗抒发了诗人的怀乡念家之情。
诗的首联刻画了古城周围的一片萧条景色。“平芜古堞暮萧条,归思凭高黯未消。”扬州地处平原,郊野一望无际,深秋季节,草木凋零,给人以荒芜的感觉。这里的堞代指整个城墙。在广漠的荒原之中,古老的城墙孤零零地矗立着,加上夜幕悄悄降临,这一切都显出一种冷落萧索的气氛。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出诗人的“归思”。作客异地,登临凭眺,本来就容易激发乡情,何况眼前呈现的又是这样凄清的景物,令人黯然销魂。开篇这一联给全诗定下基调。
中间两联写登临所见,一远一近。“京口寒烟鸦外灭,历阳秋色雁边遥。”镇江在扬州的对岸,隔江相望,而历阳距离更远。从扬州城上眺望出去,京口一代的袅娜炊烟尚明灭可睹,而历阳那边的风物更加遥不可辨,只剩下一抹秋色。这一联都是写的远景,其中仍有稍近或更远之分,用“鸦外”和“雁边”暗示区别,写得很有层次。在这之后,诗人的目光收回来,注视于近处的江面。深秋的江水色调清冷,片片落叶坠入水中,溅起水珠,有如雨点。由于天色渐晚,江面水口风力增大,预示着涨潮的时刻就要到来。这一联写景中结合人的感受,体物工细入微,常为后人称引。而“清江木落”、“暗浦风多的境界”的境界,跟上一联的几缕青烟、一抹秋色,远近相映,浓淡互衬,合组成一幅江天惨淡的水墨图,更进一步烘托了诗人的愁思。
尾联诗人写归思乡情。“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遥遥。”诗人此时频频极目远望,故乡遥隔千山万水,渺不可见,只有慢慢长道,贯通江南江北,向着天边延伸而去。面对此情此景,又怎能不叫人感慨万端,惆怅不已。篇末明点“惆怅”,妙在不说破惆怅的根由,把一片乡情隐没于“江南江北路迢迢”的画面中,就显得含蓄而有余味。
此诗是和答乡里亲朋之作,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从思想感情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诗中不必再叙交谊,而交谊即在其中。通篇采用白描手法写景抒情,不炫弄才学,不雕琢文词,有别于一般的宋人诗作,可以看出诗人倾心于唐诗的趣尚。而已经衰飒,作风清迥刻削,仍缺少盛唐诗歌的浑厚气象。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他乡凄迷心境的词。蒋捷这首词,字字锤炼,用句精巧,但也平淡,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丝丝杨柳丝丝雨,春在溟蒙处。”杨柳丝丝,细雨绵绵,柳丝轻拂。烟雨笼罩的远处,一派迷蒙缥缈的景象。这二句如一幅精心细琢的工笔画。以“杨柳”、“细雨”绘出江南春雨图。“丝丝”逼真地再现了柳枝的柔姿,描画了春雨连绵不断的形象。也喻指丝丝愁绪。词的起句重复出现了“丝丝”这一叠词,因而产生了特定的渲染效果,加强了词的丰富的内涵。读来琅琅上口,增强了词的艺术美感。
下面转入伤怀的心理描写:“楼儿忒小不藏愁”,北宋末年,国事江河日下。词人对前途感到无穷忧虑。心中的愁苦郁积,遇感而发。乡愁在文人眼里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痛。古人写之多样,蒋捷此句则以“楼儿忒小”藏不下作喻。“藏”字,表现了隐忍、按捺已久。但以其愁太多,楼儿忒小,因而这“愁”摆脱小楼的羁绊。“几度和云飞去觅归舟”了。“几度”一词,渲染了词人思归之情的执着与痴迷。然而幻想只能是暂时的避难所,只能徒增忧愁。
急切盼归却不成之后,词人只好“天怜客子乡关远,借与花消遣”。“天怜”,点明题旨,把客愁乡思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天”怜则怜矣,只能“借与花消遣”。“借”指客居他乡,花非我有,也只能“借”之而已!一“怜”一“借”中,婉转含蓄地表达了他乡孑然之苦,愁苦难消的复杂心理活动。
“海棠红近绿栏杆。才卷朱帘又晚风寒。”承“花消遣”而来,海棠临栏,红绿相映。细雨中的海棠,颜色自非一般。词人在这里写的是雨中海棠。词人羁旅已久,韶华已逝,思乡欲归,心境黯然。然而目触之处却是竞相红艳的红海棠,对比之下,更增添心中伤愁。貌似红绿眼的场景,实际上却暗含了凄凉之意。何况卷帘之际,迎面而来的又是那令人心寒的晚风呢。
这是一首词景交融的佳作。起笔点染景物,写词人凄迷愁苦的心境,使人思归。词中匠心独运,写“愁”多,用“楼”小作衬托。写哀愁,用海棠反衬。恰如王夫之所说,这里是用“乐景写哀”,起到“一倍增其哀乐”之效果。词中语言清新素淡,雕琢之下,不仍平淡之本色,是其艺术之最大特色。
然而,本词的主人公看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女主人公形象更说得通!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