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虽写炎热盛夏，却句句显清凉静谧、清幽朦胧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悠闲旷达，虚怀若谷的心境。
诗的前三句着力在炎热的夏天描绘出一派清幽的世界，以衬托午睡的舒适。
第一句写午睡的场所，“深深”说明别院深幽寂静，因为寂静，而感到了“清”，体现出物我之间的通感，使人直观地感觉到在这里午睡的宜人。
第二句写院外的环境。院内屋中是一味清凉，窗外榴花盛开，透过窗帘，仍能感觉到它艳丽的色彩。可以想象，诗人躺在席子上，榴花映照屋内，颜色柔和，带有催眠的作用。
第三句把上两句所说加以综合，点出中午这个时间，说庭院深深，午时也绿阴遍地，凉意沁人。通过上面三句，午睡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可接手写午睡了，诗却一下跳开，直接写梦醒，用笔灵活。梦醒后宁谧，又通过不时传来断续的莺声来反衬。睡醒后恬静舒适，睡觉时恬静舒适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诗人想表现的“夏意”。
全诗四句，围绕午睡写。前三句是午睡前，末句是午睡后，不直接写午睡，而午睡已包含在其中，用笔活泼跳脱。诗又句句切合夏日，不断利用色彩来表现景物，表达诗人满足的心情，与夏午本应给人的炎热与压抑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表现手法尚有三点可注意：
笔致轻巧空灵：写庭院，落墨在深深别院；写榴花，则施以帷帘；写绿树，从清阴看出；写黄莺，从啼声听得，句句从空际着笔，遂构成与昼寝相应的明丽而缥缈的意境。
结构自然工巧：诗写昼寝，前三句实际上是入睡前的情景，但直至末句才以“梦觉”字挑明，并续写觉后之情景。看似不续，其实前三句清幽朦胧的气氛句句都是铺垫，而“日当午”一语更先埋下昼寝的伏线，待末句挑明，便觉悄然入梦，骤然而醒，风调活泼可喜，避免了质直之病。
风格清而不弱。唐代常建的《题破山寺后院》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形象与此诗一二句相似，但常诗写出世之想，寂灭之感，这首诗洒脱不羁。欧阳修称舜钦“雄豪放肆”（（祭苏子美文》），故虽同写清景，却能寓流丽俊爽于清邃幽远之中，清而不弱，逸气流转，于王、孟家数外别树一格。
诗的一开头点出登亭。第一句写自下而上望去，西亭高出鸟外，从登前写亭高。第二句写登临后向四周望，身与浮云相齐，从登后写字高。三、四两句开始写登亭后的“观眺”。用山下的点点树影，千村万落和眼前的苍天，脚下的群山烘托“亭高”，并构织出辽远的画面。五、六两句以西亭所见景物。点出登临时的天气。“残虹”、“急雨”，都符合夏末秋初天气特征，从而暗示“早秋”。一“挂”一“过”，一静一动，景象十分生动；而从“陕北”、“关西”两个大的方位来写，尤其符合登高的特点，场面辽远而开阔。七、八两句由远眺写到近观，均从颜色着笔来写，陡峭“青壁”，弯弯“绿溪”，加上“洒榼”、“瓜田”，把山上山下风光写得别有风致。
以上由登亭写到观眺，以下写登亭观跳所感。“微官”两句反映着诗人的不得意，但却出之以放达之语；而诗的最后两句“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才写出真心思：对长安的留恋，其中包含政治上的希望，如“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所反映的显然不单是乡土之情。“望”字也就自然照应了题目“观眺”二字。
这篇作品以“高亭”为观察点，以“观眺”为线索，开头写登亭，接着六句写登亭“观眺”所见，结尾四句写登亭“观眺”所感，层次井然有序。此诗虽为五古，中间写“观眺”六句却两两对偶，上下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构成生动画面。最后两句在上文登高远眺基础上，仍扣应“观眺”二字来写所感，线索清楚，结构完整。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诗开篇一“飞”字灵动异常，一“跃”字威风八面。庐山九十九座山峰蜿蜒连绵，气势雄伟，诗人却能让其“飞峙大旋边”，不仅化静为动，而且化山石为生命。奇瑰的笔墨让原本雄伟的庐山瞬间又拥有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然而正是这奇崛雄伟、郁郁葱葱的高山，诗人却能一“跃”而过“四百旋”的山弯立于高巅，俯视旋湖山川、纵览人间风云，大有成竹在胸、跃跃欲试、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这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登上山顶，立于山巅，万千气象，都来眼底。成竹在胸的诗人面对眼前诡谲苍茫的云雾之海，想到的是“小小寰球”舞台上正演绎着的对中国的孤立、封锁与背叛，不觉以大鹏蔑视蓬间雀般的眼神报之以一瞥。其时的中国，先有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孤立与封锁，近有苏联单方面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核协议无效的信义背叛（1959年6月），诗人领导下的国家处境艰难。然而，这样的“世界风雨”在诗人眼中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闹剧。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业，人间真正的希望在这里。诗人之所以有“冷眼向洋”的豪迈与自信，一是性格使然，二是国家近十年的迅速发展，三是眼下神州劲吹的人民公社“热风”。政治家的魄力、诗人的激情、个人的禀性让立于庐山云雾之上、峻岭之巅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发出此等声音。
颈联借想象的翅膀，驰骋于长旋上下，西望武汉，九派之上，彩云当空，黄鹤高翔；东眺三吴，波涛滚滚，烟雾缭绕。尾联以幽默的设问来否定没有阶级斗争的桃花源存在，要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耕田只能是幻想。
庐山为文人荟萃之地，登临歌咏之诗层出不穷，其中佳作迭出，令后人望而却步，岂敢再发吟哦，一试身手。但一代大诗家毛泽东就要以他的生活、经验、才识、豪气登临高歌一曲《登庐山》。
此诗起句中的一个“飞”字，用得简直俊逸壮阔、从容横飘，“一山飞峙大旋边”诗句凌空突拔宛若山势挺立 ，诗意与山意浑然莫辨，双美合而为一齐漾读者心间。诗人一起笔就与过往诗人不同，一来就以独有的大气魄烘托庐山凌空欲飞的英姿。
接着从正面写出脱颖而出，另写进山登临的路线，那路线盘旋环绕，荡气回肠，一路上青翠迎接、相伴、引领朝上，清风送爽的夏日，苍茫幽深的佳景倍添登临之趣。接着“冷眼向洋看世界”，诗人直抒胸臆及现实处境，在高山之巅冷漠而不动声色地看着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所形成的反华包围圈。都予以“横眉冷对”，因为诗人之一生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确太多了，但从未被压垮过。
“热风吹雨洒旋天”，诗人又把目光从国际（向洋）拉回了国内（旋天）。这里的“热风”虽是实写夏日之风，但可引申为热情之风，热烈之风，再往前就可引申为那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巨大情怀。这股巨大的“热风”已从这里，从诗人屹立的庐山之巅洒向祖国万里旋天。诗人的巨大热情也在感召着祖国，感召着亿万人民同心协力创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多、快、好、省”的“热风”旋起来的，在空中若骄阳朗照神州大地。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两句工仗、典丽，“横、浮、下、起”连环动感，虚实相间，形成立体画面。而且诗人也对这二句比较满意，他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谈到对这两句的看法，认为这两句较好一些。同时还谈到写诗之难，“经历者如鱼饮水，冰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最后两行使诗歌出现了深刻的寓意。诗人在这里妙用了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这篇千古传颂的美文。通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桃花源”已附添了许多象征意义，但它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指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种子虚乌有的社会只有告慰心灵，而在人世间却永远无法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