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上阕头两句,通过描写昏暗浮动的景象,来衬托作者飘然不定的心理状态。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作者由江西提点刑狱调任京西转运判官,次年又调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辗转又调任湖南。南宋议和派当权后,排斥忠良,陷害贤能,使得朝政黑暗,词人抗金救国的理想,难于实现。因此他在另一首词中写道:“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鹧鸪天·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而此词的这两句,用昏暗的夜色,与山头飘来飘去的浮云,构成一种暗淡浮动的意象,巧妙地与词人的心理状态结合。首句“欲”字,用得绝妙,写出了夕阳似落非落、夜幕似降非降的霎那之间的景象。这两句笔法纯熟,自然天成,把山村的景象,和盘托出。
第三句,在心理描写上,比前两句又深了一层。古人认为,鹧鸪的叫声,好似“行不得也哥哥”,令人寒心。作者黄昏的山村,听见“鹧鸪声”,是在表现他对前途的忧虑,衬托他的凄凉心境。第四句笔锋陡然一转,写词人遇见老友——张处父,立即转忧为喜,气氛也随着由沉闷转为轻松愉快。“潇湘逢故人”,化用梁代柳恽的诗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江南曲》),承上启下,紧扣词题。
下阕全用典故,上承“潇湘逢故人”一句,写作者见到友人,不免要倾诉衷肠,回首往事。下阕前三句回忆,作者借三国时手持羽扇、头戴纶巾、指挥三军的周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提到)的潇洒形象,巧妙地比喻他当年抗击金兵时的潇洒风度。词人抚今思昔,心潮澎湃,不胜感慨。他当年渡淮南归,正是为了在恢复事业中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不料后来屡遭排斥,频繁调任,抗金的奏策,如同废纸一样,无人问津,因而,他发出“英雄千古,荒草没残碑”(《满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韵》)的悲鸣。
“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两句,是词人蘸着血和泪写的,向南宋议和派迫害爱国志士提出强烈控诉,表现出作者极其痛苦和复杂的心情。词人认为,他之所以会弄到如此丧魂落魄、疲惫不堪的境地,大概由于自己是个儒生的缘故。似乎,他百思不得其解。“招魂”,是《楚辞》的篇名,词人使用此典故,表明自己满腹哀怨牢骚。“儒冠多误身”,是借用杜甫的诗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来表现自己落魄蹉跎的遭遇。最后两句,语调低沉,感情凄怆,读之令人垂泪,引起了对词人的无限同情。
这首诗据说是在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作者写此诗作为联络暗号用的。
诗的起句就点题,并表现出一股恢宏的气势:天宇之大,一雨能够延绵亚美二洲。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上遇到的雨,既洒落在此去之美洲上,又洒在已离之亚洲上。此去的美洲如何,暂时按下。已离之亚洲,则令诗人浮想联翩,绾今及古,于是以“浪淘天地入东流”承接,第一二句联系紧密,结构更显紧密。而第二句把雨中的亚洲大地那种壮阔的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设想那洒在亚洲中华国土上的雨,必定激起滔天巨浪,滚滚东流,“浪陶天地”,这是何等的气魄,“入东流”,则又指明了了天地运行的真理,也预示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定当掀起一波铺天盖地的巨浪。而这句诗又自然而然地与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怀古》)联系起来。但诗人并不苟同于坡仙的怀古伤今,于是转出新意:“却余人物淘难尽。”“却”字关联上句,使本句意思格外突兀:自信自己虽是戊戌劫余的人物,但决不会像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瞬息即被历史之波浪长流所淘尽。但也就是这种突兀,更能将作者自己与古代的风流人物之间那种反差体现出来,于是,诗的最后一句“又挟风雷作远游”,便表示了自己壮志未泯,此番远游美洲决不消极逃遁,而是另有一种风雷大志包藏胸中。风雷本是一种自然天象,风雷大作则宇宙震颤,以往的古诗中常用以表示大有作为之意,而作者正是要借风雷这种惊天动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立志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决心。此句在这里,出自一个在戊戌变法中遭到惨败的重要人物之中,这种反差更震撼人心。
整首诗托雨写志,表现了作者并不因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退缩,胸怀远大目标,一往无前的精神。由平常的景带出不平常的情。立足于太平洋之上,遥视亚美二洲;身处政治逆境之中。而思及古今,更展望未来。境界开阔,情怀高远,有一种奔放热情溢于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