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内容分析
文章第一节写初入山的见闻。首三句“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便点明题目，点出了此山的特色：幽深。同时，两个“渐”字，又巧妙地交代了游山的动作性。随着进山的愈深，各种自然景观联翩沓至，令人目不暇接。然而作者在描绘其所闻所见时，看似信手而写，实是经过筛选而紧扣一个中心：以松树为其主背景而突出其幽静的气氛。齿牙交叉的石路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松，这些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形态各异而招人爱赏。接着又在松荫底下发现了悄悄流淌的清泉，它们蜿蜒曲折，时伏时现；当其泻入古井时，竟然发出了“锵然而呜”的音乐一般的美妙声响。接着是盘缠其间的古藤，形如大螈，蜿蜒盘绕。这又是一幅神秘幽静的景象。在这里，气氛似乎有些静得可怕，因此作者便借松间几声“磔然有声”的鸟叫来打破这万籁俱寂的气氛，八哥鸟的啄食之声恰又从反面格外烘衬了这里的寂静，行文奇妙。
文章第二节描写继续登山的闻见，愈加渲染出此山的幽深僻静。作者本是骑马游山，但行至西山，遇一小径，只能步行。于是只得系马于石嘴，相互扶携而登山。由此便从侧面写出了山势之峥嵘难攀，暗示出此间的人迹罕至和十分幽静。但是就在旅伴们于仰面不见天日的竹径里穿行四五里后，忽从半空中传来了鸡鸣之声，这就告诉人们，不远处定有人居。作者巧作曲笔，表面似写山中有人，实际却仍在渲染此山的宁静气氛。鸡声带给人的联想通常是养鸡的农妇和熙熙攘攘的农家生活；可这里的鸡却是青灯古庙中陪伴僧人、为之催晓的报时鸡，这就益知此地的地僻人稀了。接下来所写的老僧那种“聘而顾，如麇鹿不可接”的情状，便更加强了上述印象——这位僧人对于远客非但不热情通问，反倒像桃花源中的土著居民那样乍见生人，“乃大惊”；而与之交谈，则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一问三不知。僧人待客的这种冷漠与惊愕神情，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山的绝少人来；而另一方面，游人所见的“蜗鼠缭绕”的奇特建筑，以及他们憩堂殿时所聆听的山风吹拂檐铃之声，也同样使人感到此庙之古与此山之静。这两方面的感受叠加，于是便使游人“相顾而惊”，产生了未知此身是否尚在人境的误觉。这一节的文字，先从实见实闻写来，最后归结到心理感受上来，其目的仍是为要突出北山的僻静幽深；而事实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种种景象无不启示：新城郊外的这座北山，除开那不知始建于何时的古刹和不知来自于何地的老僧以外，尚未经过人化的是一座未被发现的处女山。而在写毕其“不知身之在何境也”的感受之后，作者忽又作一拗笔：“且暮，皆宿”。一方面交代出登山的已告结束，另一方面又引出下文的夜宿。笔调简洁峻峭，具有柳宗元风味。
文章第三节写夜宿山寺的闻见。起笔补叙时间，以下引出“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两句描写，用简洁的词语构筑成了一个优美静谧的诗一般的意境。紧接这种总体式的描写，又把文笔转向对于具体景物的细致观察方面：首先是“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此三句看似平淡无奇，实质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在内。晁氏对星斗显得特别“光大”与“如适在人上”的感受，一以表明山寺之高似能上接于天，二亦表现山间空气洁净，故看星斗皆亮而又大了。其次是“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又凭借其听觉为读者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氛围。再次是“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这就更从具体的所见所闻，引导到心理感受的阴森恐怖上去，故其结尾便接言道：“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前两节文字较偏重于状写客观的景物，而这一节就转向于偏重写其主观感受与心理体验。第三节中的写景，带有景中寓情、情景交融的特色。这样既写出了山寺的地势之高和景色之幽，同时又写出了人的精神活动。所以从形神兼备的角度来看，这一节文字可谓最富耐人咀嚼的韵致和情趣。
文章最后一节写游山之后的回味无穷。这其实是在对北山之美和游山之乐作一种补充和加强的描写。“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言其印象深刻、事过而境不迁也。“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这又是在仿效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结尾而稍作变化，意仍在强调北山之游的常在脑海中萦绕而不能忘怀。
《新城游北山记》是继柳宗元之后又一篇优秀的山水游记。它的成功，首先在于准确地抓住了北山的个性，精细描摹了此山极为幽静优美的特色，使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其次，又在于它能在刻画风景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使得此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泉，都富有特定的神韵和情趣 [5] 。
艺术特色
一、穷形尽态的摹写
《新城游北山记》对北山景物的刻划极其逼真。作者对自然景物作细致人微的观察，并加以穷形尽态的摹写。作者把大松的曲、直、立、卧种种形态，毫无遗漏地作了形象的描绘；又用“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对山顶之屋数十间的结构形态，作了简明、贴切而又生动的刻划。摹写声音，草间的泉水堕人石井，是“锵然而鸣”；赤冠长喙的鸟儿俯而啄食，是“磔然有声”；山风是“飒然而至”，堂殿上是“铃铎皆鸣”，窗间竹“相摩戛”，是“声切切不已”。他摹写光亮，在竹林里是“仰不见日”，夜晚宿山顶上则“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所有这些声、光、形、态的描写都可说是惟妙惟肖，恰如其分。
二、形象生动的比喻
《新城游北山记》比喻用得很多，都很贴切，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松树的比喻是“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用16字即道出松树的多姿多态，真是言简意赅。山顶僧人，不常与世人接触，“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这是传神的比喻。麋鹿见生人，即惊慌不定，以之喻山僧见人时之局促不安，十分形象和恰当。此外，“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和“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等比喻，也形象、生动，不仅逼真地形容了物态，而且渲染了山行及夜宿时的森然恐怖的气氛。
三、主观感受的融入
《新城游北山记》的写景状物所以生动且具魅力，跟作者将浓烈的主观感受融入其中，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主观感受，既以“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等直抒心灵的方式表现出来，又隐含在以移情人景、移情于物、营造氛围的大段描写中。读者随着作者文笔的指引，仿佛进入北山，见到形状各异的松树，听到鸟声、鸡声、风声和铃声，与惊恐不安的山僧接触，并在山顶度过一个难寐之夜。北山的幽深、僧居的静寂、夜间的阴森，所有这些描写，都因作者的笔端含情，而显得格外真切动人。
李白诗“芳草换野色”，杜甫诗“竹风连野色”，姚合诗“嫩苔粘野色”，这些诗句中的“野色”，都可以按郊野的景色理解。然而，范仲淹这首诗里的“野色”，却别有所指，指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东西，非烟非雾，可开可合，能歇能行，而又难以实指，不可名状，无法形容。但是，春日郊行，诗人凝神四望，触目皆是这种东西，只见它在浮动，在荡漾，在闪烁；它是空气，还是水汽，抑或是一种光的折射，单凭直觉，是很难分辨清楚的。这东西本身已不好描绘，至于喝足了酒，醉眼朦胧所见到的这东西的模样，更是难以捉摸了。这首诗的成功之处正是把这种看不清楚的东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即梅尧臣所说的“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
范仲淹描摹野色：首先，他选定了春季这个最丰富多彩的季节作为背景，然后从春天的不可捉摸的氛围中提炼出有代表性的景象来作暗点陪衬，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表现了野色的美好。
野色既然是无所不在，但又不是实体，诗人马上把它与烟雾这些流动虚幻、不能触摸的东西联系起来，说它不是烟，也不是雾，但如同烟雾一样，浓密地映照笼罩着楼台。首句用的是否定中带有肯定的手法，野色与烟雾当然不是同样的东西，但有相近的性质，它占据了每一处视线与感觉所能到达的地方。实际上，诗把烟雾也作为野色的一部分写了进去。首联是通过同类作譬，又以楼台这一实物作参照，说明野色的存在，下面两联也都采用这一方法，继续铺写。诗说白鸟在野地里飞，把野色给点破；夕阳照着野外，把野色给剖开。野色弥漫，它不愿随着芳草的消歇而减少消失，又好像追随着远处的船帆，渐渐逼近。这两联用了一连串动词，使表面上看不见、不存在的东西，通过白鸟、残阳、芳草、远帆的动作与变化，有力地增加了野色的存在感。这种写法，就好比写风而着力刻画草木摇动、落英缤纷，写月而极力描写飘浮的云一样。末联“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在朦胧之中翻进一层。山公山简镇守襄阳时，经常至习家池饮酒，大醉而归。作者以山简自况，说他登山喝酒，归时醉眼模糊，见到这种野色。白居易“花非花，雾非雾”，是写老眼昏花，这里则是以醉酒眼花，来突出野色的迷离恍惚。总之，无论是物，或者是人，都是为标现野色服务的，都是“虚者实之”的实体。
烘托野色的实体，并非实打实地端出来，不是照像式的再现，而是实中有虚，因而透过朦胧野色，一幅玲珑剔透、笔墨淋漓的山水画就展现出来：天上挂着红色的夕阳，空中飞着白色的鸟儿，烟岚笼罩着楼台，芳草连接着江边，帆影露出于江中，还有自远山醉归的主人。这些景物与野色相映照，虚虚实实，藏头露尾，如同云中龙，构成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体现出作者豪爽的性格和旷达的情怀。诗的用意正是要通过野色和这美丽的画面来表现作者的乐观精神。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