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这是一首赠妓词。写妓女抛弃旧主,另寻新欢,并就此对其进行批评、规劝。语多嘲讽,诙谐有趣。
全词共分两大部分。前七句为第一部分,写其抛弃旧主人。起首二句写其轻率。不经了解,便一口咬定那人是“好个主人家”,所以“不问因由便去嗏”,走进了那人家门,做了妓女。轻率难免上当受骗,所幸的是此女有处变不惊的本领。故“病得”三句接写其机智。言其发现“那人”病得不成样子,且容貌丑陋,而她却处变不惊,系上裙儿,强颜欢笑,虚与周旋,暂时把“那人”稳住,等待时机的到来。“别泪”二句写其对旧主人毫无感情,即使离去,也不会流下一滴眼泪。所谓“海誓山盟”,不过是一套虚无缥缈的骗人的鬼话,天方夜谭而已。从而揭示此妓的无情无义。“今日”三句为第二部分,写作者对妓女的赠言。谓其应当汲取以往轻率上当的教训,对人不可轻信,这是今日另寻新欢时所必须“记取”的,否则还要上当受骗,过上十年八年,新欢也必将和“那人”一样丑陋不堪。
这首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特点主要是通俗似曲。词中运用了大量的宋元时代的方言俗语,如“嗏”、“妆幌”、“巴巴”、“稳”、“赊”、“孩儿”之类,加上其他一些词语也多取自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因而形成本词通俗易懂,新鲜活泼的艺术风格。而这类词突破了文人词追求典雅的传统,开后世散曲之先河。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