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熙载论李白的诗说:“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艺概》卷二)所谓“不离本位”,就是指有一定的法度可寻,而不是任其横流,漫无边际。《玉壶吟》就是这样一首既有奔放的气势,又讲究法度的好诗。全诗充满着郁勃不平之气。按气韵脉络而论,诗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共四句,主要写愤激的外在表现。开头两句居高临下,入手擒题,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像东晋王敦那样,敲击玉壶,诵吟曹操的名篇《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壮心”、“暮年”三个词都从曹诗中来,说明李白渴望建功立业,这一点正与曹操相同。但他想到,曹操一生毕竟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自己却至今未展素志,不觉悲从中来,愤气郁结。三杯浊酒,已压不住心中的悲慨,于是拔剑而起,先是对着秋月,挥剑而舞,忽又高声吟咏,最后眼泪夺眶而出,涕泗涟涟。“忽然”两字把诗人心头不可自已的愤激之情写得十分传神。四句一气倾泻,至此已是盛极难继。兵家有所谓“以正合,以奇胜”的说法。这四句正面书愤,可说是“以正合”,下面别开一途,以流转之势写往事回忆,可说是“以奇胜”。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两句,如异峰突起,境界顿变。诗人一扫悲愤抑郁之气,而极写当初奉诏进京、皇帝赐宴的隆遇。李白应诏入京,原以为可施展抱负,因此他倾心酬主,急于披肝沥胆,输写忠才。“揄扬”两句具体描写了他在朝廷上的作为。前一句说的是“尊主”,是赞颂皇帝,后一句说的是“卑臣”,是嘲弄权贵。“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形象地写出了他受皇帝宠信的不同寻常。“飞龙马”是皇宫内六厩之一飞龙厩中的宝马。唐制:学士初入,例借飞龙马。但“数换飞龙马”,又赐珊瑚“白玉鞭”,则是超出常例的。以上六句字字从得意处着笔。“凤凰”两句写平步青云,“揄扬”两句写宏图初展,“朝天”两句写备受宠渥。得意之态,渲染得淋漓尽致。诗人骋足笔力,极写昔日的腾踔飞扬,正是为了衬托时下的冷落可悲,故以下便作跌势。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东方朔被汉武帝视作滑稽弄臣,内心很苦闷,曾作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后人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之语。李白引东方朔以自喻,又以谪仙自命,实是出于无奈。从无限得意,到大隐金门,这骤然突变,可以看出诗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世人不识”两句,郁郁之气,寄于言外,与开头四句的悲愤情状遥相接应。以上八句为第二段,通过正反相照,诗人暗示了在京横遭毁诬、备受打击的不幸。忠愤节气,负而未伸,这也许就是诗人所以要击壶舞剑、高咏涕涟的原因。
第三段四句写诗人自己坚贞傲岸的品格。“西施”两句是说自己执道若一,进退裕如,或笑或颦而处之皆宜,这种态度别人效之不得。辞气之间,隐隐流露出傲岸自信的个性特征。当然,诗人也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能施展宏图,因而对朝廷中那些妒贤害能之辈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这两句话用《离骚》旨趣,托言美人见妒,暗寓士有怀瑾握瑜而不见容于朝的意思,蕴藉含蓄,寄慨遥深。
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说:“气本尚壮,亦忌锐逸。”(《谈艺录》)书愤之作如果一味逞雄使气,像灌夫骂座一般,便会流于粗野褊急一路。李白这首诗豪气纵横而不失之粗野,悲愤难平而不流于褊急。开头四句入手紧,起势高,抒写胸中愤激之状而不作悲酸语,故壮浪恣纵,如高山瀑流,奔泻而出,至第四句顿笔收住,如截奔马,文气陡然腾跃而起。第五句以“初”字回旋兜转,笔饱墨酣,以昂扬的格调极写得意,方以为有风云际会、鱼水顾合之美,笔势又急转直下,用“大隐金门”等语暗写遭谗之意。最后以蛾眉见妒作结,点明进谗之人,方恃宠贵盛,自己虽拂剑击壶,慷慨悲歌,终莫奈之何。诗笔擒纵结合,亦放亦收,波澜起伏,变化入神,文气浑灏流转,首尾呼应。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认为,一首好诗应该做到“气如良驷,驰而不轶”(《谈艺灵》)。李白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这是一首描写江南山水风光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典型的旅游诗,作于诗人宦游途中,写行旅中偶遇之景色。诗中热情赞颂了稚川山水风光的优美,并巧妙抒写了思乡之情。
一二句,描画“行人”傍晚小憩于茅亭的所见,也是对稚JII山水的点染。作为一个赶路的宦游人,在“五月”仲夏的暑热中整日跋涉,直到傍晚才突然发现一个“松下茅亭”,岂不喜出望外;憩息亭中,只感到清幽的凉意阵阵拂来,又怎不感到痛快。再纵目远眺,那江中汀洲的白沙,那云烟缭绕的绿树,在暮色映照下显得一片苍茫。上句从小处下笔,工笔描画;下句从大处着眼,泼墨涂染。前后相映,构成一幅意境淡远的松亭晚眺图,含蕴着稚川山水给予异乡“行人”的快感和美感。
三四两句,抒发“行人”于松亭晚眺之中突然唤起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乡情,实际也在表达对于稚川山水的盛赞。“行人无限秋风思”,是稚川山水给予“行人”的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发。“行人”二字,在此点出,补明上两句均是“行人”眼中之所见;“秋风思”代指乡愁归思,唤起诗人对故乡一切熟悉亲爱的事物的深切忆念。
此诗的妙处不在于它写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感情,而在于它写出了这种思想感情独特的发生过程,从而传达出一种特殊的生活况味,耐人含咏。
“自君之出矣”是古乐府杂曲歌辞名,写女子思念丈夫。诗起于徐干《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自后,诗的结构,均是前两句实写,表示离别后对丈夫的思念;后两句用比喻虚写,表达自己的情意。如梁范云诗:“自君之出矣,罗帐咽秋风。思君如蔓草,连延不可穷。”唐李康成诗:“自君之出矣,梁尘静不飞。思君如满月,夜夜减容辉。”徐照这首诗采取的也是这一约定的写法。
诗前两句写丈夫出门后,她再也没有心思化妆了。女子爱美,可她因为丈夫不在,连天天要做的梳妆打扮都撂下了,可见她对丈夫思念的程度,以及如今独自一人的孤寂愁苦。诗拈取了平时生活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予以说明,很有说服力,丈夫不在,懒于画眉,便反衬出夫妇团圆时的恩爱情况,离别后的伤感就加倍突出了。后两句说自己的愁心好比屋漏,一点点一滴滴都落在固定的地方。这个比喻很新颖。屋子漏了,象征着美满的生活出现了缺陷,隐指丈夫远出;屋漏不绝,是愁心不绝的写照;屋漏不移踪,又表示了她的愁心是那么的专一,她对丈夫的思念是那么的执著不移。
诗明白如话,带有浓重的民歌意味,置于南朝民歌中,毫不逊色。“永嘉四灵”的作者,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给人以细腻新鲜的感觉,这首小诗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以雨滴不移喻愁心不变,杨万里的《细雨》也曾用过。杨诗云:“孤闷无言独倚门,梅花细雨欲黄昏。可怜檐滴不脱洒,点点何曾离旧痕。”两首诗可以合起来参看。
这是一首向友人介绍吴越美好风光的送行诗。吴越,指今苏杭一带。这里田园沃饶,山川佳丽,历来为人称道。
开头两句“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点明吴越接壤,也暗示以下所写,乃两地共有的特色。
颔联“有园多种桔,无水不生莲”,点明桔和莲,别处也有,而吴越的不同,就在于“有园多种”、“无水不生”。诗人选取桔和莲为代表,也颇为精当。桔和莲皆吴越名产,而桔生陆上,莲出水中,又可从而想见吴越地区水陆风光俱美。
颈联“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则着眼于写水乡市镇的繁荣。吴越水乡,市镇大都紧挨河港。不写日市写夜市,只因夜市是吴越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一大标志;而桥边夜市,更是水乡特有风情。夜市的场面形形色色,独取一“火”字,既可使人想象夜市繁荣、热闹的景象,而“火”与桥下的水相映照,波光粼粼,更增添诗情画意。江南多古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绝句》),古寺是游人必到之处。“春风寺外船”,令人想见春风吹拂、临水寺前游船辐辏的景象,这是水乡又一特色。
结尾两句“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一个“偏”字特别介绍了吴越人情之美。如此旖旎的风光,又如此好客的人情,他乡游子自然居“必经年”,乐而忘返了。
这首诗清新秀逸,像一幅色彩鲜明的风俗画,是送别诗中别开生面之作。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