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在《沁园春》一词的小序中曾写道:“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澹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此词即先从“天上月”写起。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长如玦”,开篇三句凄美而清灵,说的是自己最怜爱那天空中的月亮,一月之中,只有一夜是如玉环般的圆满,其他的夜晚则都如玉玦般残缺。在这里,“辛苦最怜天上月”为倒装句。中国古典诗词中常以月的圆缺来象征着人的悲欢离合,作者在这里说月,实际上是在说人,说的以前自己或是入职宫禁,或者伴驾出巡,与卢氏聚少离多,没有好好陪伴她,说的是卢氏过早的逝去,给自己留下终生的痛苦。
“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是纳兰对梦中亡妻所吟断句的直接回答,纳兰想象着那一轮明月仿佛化为自己日夜思念的亡妻,如果梦想真的能够实现,自己一定不怕月中的寒冷,为妻子夜夜送去温暖,从而弥补心中的遗憾。
然而梦想终究难以实现,当一切幻想的破灭后,纳兰的思绪回到了现实。“无奈钟情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无奈尘世的情缘最易断绝,而不懂忧愁的燕子依然轻轻地踏在帘钩上,呢喃叙语。此时的纳兰睹物思人,由燕子的呢喃叙语想到自己与妻子昔日那段甜蜜而温馨的快乐时光,于是,他的思绪又开始飘散起来。
尾句“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是纳兰对亡妻的倾诉,表达了自己的一片痴心:在你的坟前我悲歌当哭,纵使唱罢了挽歌,内心的愁情也丝毫不能消解,我甚至想要与你的亡魂双双化作蝴蝶,在灿烂的花丛中双栖双飞,永不分离。
全词上片开篇三句凄美而清灵,说的是自己最怜爱那天空辛苦的月亮;后二句是纳兰对梦中亡妻所吟断句的直接回答;下片前三句睹物思人,由燕子的呢喃叙语想到与妻子昔日那段甜蜜而温馨的快乐时光;后二句是作者对亡妻的倾诉,表达了自己的一片痴心。这首词悼念亡妻,凄美之中透着轻灵,通过对明月圆缺的观察,燕子呢喃的对语,蝴蝶双飞的描写,反映出了对亡妻刻骨铭心的哀念。
这首词是张孝祥在公元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由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调知荆南(荆州,今湖北江陵)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洞湘江入沿庭湖所作。他前年为谏官所劾,罢任北归,也曾泛湘江而至洞庭,作《念奴娇·过洞庭》词,有“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等语,流露出一种疾俗愤世的情绪,这一首写得心气平和多了。他从长沙出发,舟行至洞庭湖,前一段路程以“行尽潇湘”一笔带过,“到洞庭”三字引出下文。“楚天阔处数峰青”一句,写洞庭湖全景恰到好处。范仲淹《岳阳楼记》云:“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是在岳阳楼上俯视洞庭之景。词人泊舟湖中,不复写湖之大如何如何,只说四围广阔,远处峰青,则规模可见,气象可想。“旗梢不动晚波平”,是官船晚泊时景象,呈现出大自然清幽的静态美。旗梢,即旗旓。船头所插旌旗上的飘带一丝不动,表明此刻的湖面,风平浪静,所以出现傍晚水波平静的景象,唯有鳞鳞细浪了。这样夕阳斜照湖面停泊的船舟,与辽阔的楚天,青色的山峰,共同构成一幅境界开阔而又幽静的山水画面。
下片写停船后泛览湖景所见。“红数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两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随着视野的转换,显示出另一番情趣,并给人一种红白鲜明的色彩感。“红数”,指生于水边的红色数草。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红数,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数,呼之为火数。”唐代诗人杜牧《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酝》:“犹念悲秋分赐,夹溪红数映风蒲。”而词中的“红数”与“白鱼”相对,更感到作者的构思精巧,观察入微。词人既写了远处一条水湾倒映出的红数图,又写了玉刀似的双尾白鱼。鱼称“双尾”而“明”,是跃出水面之鱼,静中见动。也有一种说法,“白鱼双尾玉刀明”指的是映在水中的弯月如同白色的双尾鱼,也好像闪耀着光芒的玉刀。“夜凉船影浸疏星”一句,以景语收结,尤耐人寻味。
这里作者变换出另一幅画面,而思绪已超越了时空对念的限制,直接转入夜景,使读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来思考这个过程。再从画面本身来看,是从行舟夜泊的角度落笔,摄取大自然中富有代表性的两种景象:一是疏星淡月,倒影湖中;二是水中船影遮盖着星空倒影。这不仅与前面的“楚天阔”、“晚波平”的自然景象相呼应,而且充分地展现了优美的词境。“夜凉”二字,既是词人的直感,又显示出流恋自然界的心态。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