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己亥杂诗》写于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龚自珍辞官返乡之时，由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计315首，全属七言绝句（其中部分不依近体格律的古绝），堪称中国诗史上最大规模的组诗。可以说，在这一组诗中，定庵向时人、也向后人集中展示了自己复杂而又饶具魅力的内心世界。研究龚自珍其人、其文学成就，《己亥杂诗》应是重中之重。

　　此篇是《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五首，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龚自珍的一篇诗体自传。由高中甲科到倦飞知还，再到解嘲式地敷衍“如玉美人”，诗人“嵚崎楚客，窈窕吴侬”、“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能令公少年行》）的理想终于在一种无奈的状况下实现了。可这又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归宿。诗中连用三个“偶”字，加之“佳人”、“寻春”的锦绣字面，仿佛在昭示这一切只是“妙手偶得之”。而在字里行间还是掩抑着诗人的苦笑和酸楚。所谓“以乐写哀，其哀倍之”，定庵是深谙个中奥窍的。但就是这点一般读者都能够察觉的苦衷，身为文学批评大师的王国维居然硬是感受不到，在他那部被不少人顶礼膜拜的名著《人间词话》里就据此诗指责“其人之儇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可见偏见的力量有时是很可怕的。

　　此外尚应指出，《己亥杂诗》之一百零七首“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与此篇意旨全同，手法则各尽其妙，可以对读。

　　这首诗是诗人经过李白墓前对李白一生文学创作进行高度评价，前四句盛赞李白的精神不死，道德文章永垂青史；后四句表示对李白的不幸深表哀悼。诗人以李杜自比兼借抒情，充分表现诗人对两位诗人的敬佩与深深的缅怀之情。

　　“何谓先生死，先生道日新"，开篇就把读者拉到李白墓前进行铺叙，言先生虽死而犹生，后继有人。正如杜荀鹤《赠聂尊师》有句“诗道将仙分，求之不可求”。“青山明月在，千古一诗人”，诗人追思李白之死，综其一年，言其将像青山明月一样千古不朽，朗照后世。

　　后四句表示对李白的不幸深表哀悼。王稚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云： “夫磷非逆，而从磷者乃为逆乎？......青莲故不幸而罗销骨之口，岂不冤哉！”这两句话可作为“天地空销骨，声名不傍身”的注脚。由此看出诗人批判排挤、打击过李白的社会势力，以抒发悲愤、悼念之情。生前不幸，身后凄凉，使读者哀叹。随后诗人述愿、吟邻。盼诗仙、诗圣永以为邻。李白墓前思杜甫，所以诗人心情沉重地写道： “谁移末阳冢，来此作吟邻。”杜荀鹤是李杜并重的，在诗中多次提到这对诗友，如《江南逢李先辈》云： “李杜复李杜，彼时逢此时。”又《哭陈陶》云： “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 [3]  [5]

　　这首诗盛赞李白高风亮节及不世出的艺术才华，偏巧妙地引入了杜甫，相得益彰，或以李杜自况，或以之抒情。深化了人们对于二诗人的形象，充分表露出诗人对李杜的真情挚爱。

　　这首词通过写重阳宴会的所见所感，抒发隐居之乐。

　　上片由眼前的重阳宴会而想起了东晋风流名士在龙山举行的高会，当年众名士不拘小节，无论长官下属都洒脱放旷，极尽风流，然而只有那位落帽参军孟嘉才能识得酒中真味。如今往事已过千年，词人在这重阳宴会上把酒临风，想要效仿魏晋风流，但是知音太少，无人可与自己交谈，再加上看到眼前飞过的两只蝴蝶，就更让辛弃疾感慨万端了。

　　下片承接上文引出东篱采菊的爱酒高人陶渊明。他也是辛弃疾平生最为景仰的高士。陶渊明有一种天真自然的风度，平日以无弦琴作弹奏之状自娱，虽然不通音律，却能得其中雅趣，十分尽兴。以“空杯”问陶，语言生动幽默，别有一番情趣。结韵之“同醉今夕”，则将陶渊明引为隔代知音，恨不能与其把盏相谈。

　　词上下片起承转合自然流畅，用韵整齐；词人通过追忆晋人龙山盛会的雅量趣事，然而晋人已逝，樽前客稀，惟余“眼中三两飞蝶”的凄凉，抒发了物是人非，知音少的伤感情。“须信采菊东篱”表现词人对陶潜归隐生活的羡慕之情。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