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言古诗是送别之作,古人在送别赠行的诗中,往往寓有劝慰之意,这首诗也不例外。作者的友人董元达,是一位慷慨负气、傲骨铮铮的志士,作者在激励他的同时,希望将来有重见之期,并预期彼此都能不改变自己的风格和操守。
开头四句是诗的第一段。前两句指出董生虽然爱好读书,勤奋苦学,但不屑作一般儒生的寒酸、龌龊相,以科举起家,汲汲于追求功名富贵。而有志从军,因而早年就跃马西行,在金城关一带边防要地,参加军旅生活,以图立功绝域。次两句是说,董生虽然久在边疆,但当时西边的夏国,已与宋朝议和有年,所以未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而边塞苦寒,风霜凄紧,董生在归来之后,已经须眉斑白,面带皱纹了。这一段表明董生胸怀韬略,志气非同一般,而未遇时机;壮图未遂。“先皇召见延和殿”以下四句是诗的第二段。写董生归来之后,曾被先皇在延和殿召见,他在廷对的当儿,议论慷慨,曾使君王为之开颜(天,指天子),但终以年老,虽然诽谤很多,他也不复置辩。慨然脱身高隐,看山江南,暂且不问世事。这一段表明董生在回到京都以后,虽蒙召见,然而并未获得重用。
末段四句点明送行之意。前两句是说,董生南行之后,将越过浪涛滚滚、蛟龙怒吼的长江,作者不知扁舟此去,何时才能归还。这两句深寓惜别之意。后两句的意思是:将来有幸,在大梁城里定能相见(大梁即汴京)。而玉川子的破屋数间,那时也定然存在。玉川子是唐代诗人卢仝的号,作者借以自比。玉川子卢仝一生没有得志,作者也累试不第。除科举之外,作者也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身,但他并不低声下气去求别人的推荐,宁愿以布衣终老,所以在这里也以此勉励友人,表明将来相见,自己还是那几间破屋主人,友人也还是那么一个高傲自负之士。
全诗表达了送别友人的磊落旷达之情,不作临别涕泣之语,显得彼此都很有志节,不失自重的贫士身份。
此诗开头气势凌厉。蜀汉雄壮的铁骑,高举着绘有熊虎和鸷鸟的战旗,以排山倒海之势,飞速北进,威震中原。“高压”一词本很抽象,但由于前有铁马、云雕、柳营等形象做铺垫,便使人产生一种大军压境恰似泰山压顶般的真实感。“柳营”这个典故,把诸葛亮比作西汉初年治军有方的周亚夫,表现出敬慕之情。三、四两句笔挟风云,气势悲怆。“天晴杀气”,既点明秋高气爽的季节,又暗示战云密布,军情十分紧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灾难却降临到诸葛亮头上。相传诸葛亮死时,其夜有大星“赤而芒角”,坠落在渭水之南。“妖星”一词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无比痛惜。
前四句全是写景,诗行与诗行之间跳跃、飞动。首联写春,颔联便跳写秋。第三句写白昼,第四句又转写夜间。仅用几组典型画面,便概括了诸葛亮最后一百多天里运筹帷幄、未捷身死的情形,慷慨悲壮,深沉动人,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温庭筠诗本以侧艳为工,而此篇能以风骨遒劲见长,确是难得。后四句纯是议论,以历史事实为据,悲切而中肯。
诸葛亮竭智尽忠,却无法使后主刘禅从昏庸中醒悟过来,他对刘禅的开导、规劝没有起什么用。一个“空”字包蕴着无穷感慨。“不由人”正照应“空寤主”。作为辅弼,诸葛亮鞠躬尽瘁,然而时势如此,他实在难以北取中原,统一中国。诗人对此深为叹惋。诸葛亮一死,蜀汉国势便江河日下。可是供奉在祠庙中的诸葛亮像已无言可说,无计可施了。这是诗人从面前五丈原的诸葛亮庙生发开去的。谯周是诸葛亮死后蜀后主的宠臣,在他的怂恿下,后主降魏。“老臣”两字,本是杜甫对诸葛亮的赞誉:“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用在这里,讽刺性很强。诗人暗暗地把谯周误国降魏和诸葛亮匡世扶主作了对比,读者自然可以想象到后主的昏庸和谯周的卑劣了。诗人用“含而不露”的手法,反而收到了比痛骂更强烈的效果。
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前半以虚写实,从虚拟的景象中再现出真实的历史画面;后半夹叙夹议,却又和一般抽象的议论不同。它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褒贬之意。末尾用谯周和诸葛亮作对比,进一步显示了诸葛亮系蜀国安危于一身的独特地位,也加深了读者对诸葛亮的敬仰。
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