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本篇为相思怀人之词，是词人晚年退隐苏州期间所作。此词通过对暮春景色的描写，抒发作者所感到的“闲愁”。上片写路遇佳人而不知所往的怅惘情景，也含蓄地流露其沉沦下僚、怀才不遇的感慨；下片写因思慕而引起的无限愁思，表现了幽居寂寞积郁难抒之情绪。全词虚写相思之情，实抒悒悒不得志的“闲愁”，立意新奇，想象丰富，历来广为传诵。
上片写偶遇佳丽生起眷慕相思和无缘相见的惆怅之情。“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写美人走路的姿态，出自曹植《洛神赋》中的诗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只见她迈着轻盈的步伐，姗姗地走过横塘的道路，我一路目送她飘然远去，从一片芳尘之中追寻她的踪迹。“锦瑟华年谁与度”谓曰这锦绣年华可和谁共度？词人以反问的语气抒发了内心的怅惘之情。“月桥尘院，琐窗朱户”四句，写的是词人想象美人的去处的情景，是在月下桥边尘院里？还是在有尘窗的朱门大户？但却无从知道，于是感叹一声：“只有春知处。”大概只有春风才知道她的住处。含蓄地抒发了对美人的思恋之情。
下片则承上片词意，写春日迟暮美人不来的闲愁。“飞云”一句，是说词人伫立良久，直到暮色的四合，笼罩了周围的景物，才蓦然醒觉。“彩笔”一句，转写自身相思悲苦，提笔写下柔肠寸断的诗句。也有人认为题写“断肠句”的是美人，可备一说。接着，由“断肠句”引出下一句“试问闲愁都几许？”“试问”一句的好处在一个“闲”字。“闲愁”，即不是离愁，不是穷愁。也正因为“闲”，所以才漫无目的，漫无边际，飘飘渺渺，捉摸不定，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种若有若无，似真还幻的形象，只有那“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差堪比拟。后三句运用一系列的比喻将抽象的、难以捉摸的感情写得十分具体生动。这里的好处不仅是“梅子黄时雨”一句，因为词中的一问三叠答已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意象，而且富于独创性。古人描写闲愁的名句很多，但这样巧妙地援引博喻的，还没有先例。词人妙笔一点，用博喻的修辞手法将无形变有形，将抽象变形象，变无可捉摸为有形有质，显示了超人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贺铸一生沉抑下僚，怀才不遇，只做过些右班殿臣、监军器库门、临城酒税之类的小官，最后以承仪郎致仕。将政治上的不得志隐曲地表达在诗文里，是封建文人的惯用手法。因此，结合贺铸的生平来看，这首诗也可能有所寄托。
贺铸为人耿直，不媚权贵，“美人”、“香草”历来又是高洁之士的象征，因此，作者很可能以此自比。居住在香草泽畔的美人清冷孤寂，不正是作者怀才不遇的形象写照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词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盛赞，“同病相怜”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当然，径直把它看作一首情词，抒写的是对美好情感的追求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亦无不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对于封建时代的人们来说，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一点正是这首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世乱他乡见落梅，野塘晴暖独徘徊。”诗一开头，便点明了“世乱”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见落梅”而人在“他乡”，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家乡的梅花。南方“他乡”的梅花已落，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梅花恐怕刚刚绽放吧。由此又想到故乡是否依旧，亲人们是否还都平安。然而，这一切却无从得知。此时诗人在这荒凉的野塘之畔独自徘徊。接下来二句“船冲水鸟飞还住，袖拂杨花去却来”虽是写眼前野渡无人、花鸟自得的悠然景色，实际上却通过环境的死寂，侧面地呈现出战乱所造成的百姓流离，人口锐减的现实。“飞还住”、“去却来”又恰恰代表着诗人的悲怨忧虑，表现了“剪不断、理还乱”，挥之不去，拂之还来的烦恼思绪。
“季重旧游多丧逝，子山新赋极悲哀。”这是借用古人的故事，来叙述自己的痛苦境遇。诗人这里以季重、子山自比，说旧游之处许多老友都已死掉了，自己近来所作诗文极尽悲哀。这两句，用典极为贴切、恰当，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到具体的感情脉络，典故与现实都息息相关。因而，不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大大丰富了语言的容量。
最后二句“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也是用典。据传，汉武帝开掘昆明池，在池底发现许多黑灰。到东汉明帝时，胡僧竺法兰来中国，说：“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这二句是说：我亲身经历了战乱眼看着繁华的都市化为灰烬，夷为荒凉的平地，才相信昆明池底之物确是劫灰，天地确是由成而毁。从“眼看”到“始信”，不仅说明了变迁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其中蕴藏着人生如梦的深切悲伤和无力回天的哀诉。有着痛定思痛的彻骨之恨。语虽淡，但情至深。
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情感脉络清晰、连贯，节奏性很强，声音韵律与心绪的律动和谐统一。首联是引子，触景生情；颔联主要表达一种情绪，创造出浓郁的悲怆气氛。颈联直切主题，镂刻入骨，鲜明而深沉。尾联写所思所悟，言有尽而味无穷。
初秋时节，诗人独自凭倚着高高城楼的堞墙，眺望塞外风光，不由自主萌发了一股独客异乡的感情。
诗人马戴，曾从军大同军幕，独在异乡，面对荒凉的塞外，翻腾着感情波澜，这是十分自然的。全诗似乎是前后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但细细读来四联诗又浑然一体，情景互生。
“聊凭”、“暗起”这两句诗把读者带进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里去。诗人面对当前处境，既无可奈何，又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这样，就从诗人的内心开始展现诗人的自我形象。
颔联、颈联承首联之“望”，写望中所见；也承首联“异乡情”，写出了“异乡情”暗起的环境。严霜凝结，蒹葭一片惨白，使人感受到一阵寒意；远山昏暗，雾霭在山林中升腾而起，弥漫于山峦峰壑。这是一幅远景，画面中突出了萧索的气氛。紧接着，诗人又呈现一幅近景。胡天的雁群垂下了翅膀，落在荒凉的河滩上；一阵阵动人心魄的鼙鼓之声，从军营里传出。这幅近景，加强了全诗画面凄冷萧瑟的悲凉之感。诗人望中所见，是如此萧条、冷落，又具有鲜明的异乡情调，自然会引起万千思绪，回应了异乡情暗起的缘由。诗人选取了富有特色、富有感情色彩的意象来构成望中所见的境界，引发了读者无限的情思。
诗人的情绪也随着所写步步激荡。末联里“独”树，“残”“秋色”，层层递进，把诗人的情绪“逼” 向了高潮。在孤零零的一棵树上，几片黄叶残留枝头，萧瑟的秋色、萧飒的秋风之中，诗人在树下徬徨，继而狂歌、号泣，泪水如雨，洒落衣襟。这样，诗人就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刻画。
从独自一人无可奈何地在城楼凭堞而望，到眼前凄清、悲凉的秋景，到情绪的爆发而狂歌号泣，从叙述、描绘到抒情，从外在动作形态，进入到情绪的深处，很有层次感地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动作性鲜明，感情浓烈，可谓形神兼备，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严羽《沧浪诗话》曾说：“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在某方面说来，这一评价是有一定依据的。
“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