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思妇望着柳条而产生的纷繁思绪。“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首句写柳树所在之地，“馆娃”和“邺城”，都是古时与美女有关的地方，西施曾居于馆娃宫中；邺城有铜雀台，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曹操姬妾歌女，都住在此地。这里用这两个地名，不仅使人想见其树，更想见住在那里的美人。树与人暗自映衬，柳的娇美自在不言中，并含有思妇以美人自况之意。越觉己美，春思愈切，于是举目眺望，所见只是远近垂柳，拂堤映帆。次句写江岸之柳沐浴春风，飘拂多姿，思妇由征帆而想起远去的征人。“馆娃”和“邺城”，一南一北，构成跨度很大的空间，配合着流水征帆、大堤杨柳，构成一幅广阔渺远的离别图。而“馆娃宫外”与“邺城西”、“远映征帆”与“近拂堤”，句中自对，则 又构成一种回旋荡漾的语调，渲染了一种别情依依的气氛。
“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二句，是思妇由柳条而产生的奇异想象：芳草可以使游子怀乡，柳条虽不是芳草，然而它也像芳草一样碧绿，而且还有袅袅长丝，它足以牵住远游的人儿，使他思归更切。这种意境是很新颖的。但上文既然说杨柳拂堤，枝条无疑是既柔且长，用它来系住游子的心意，又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想。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正是为了加强对方对于己方的系念。有这种习俗，又加上柳枝形态在人心理上所唤起的感受，就让人觉得 柳枝似乎真有此神通，能系住归心了。由此在趁势推进一层：“王孙游兮归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作者巧妙地借此说芳草没有能耐，反衬出柳枝神通之广大。
这首词不仅扣住《杨柳枝》这个词调咏杨柳，而且加以生发，决不沾滞在题上。词中的杨柳，实际上是系住游子归意的女子的化身。词中处处有伊人的倩影，但笔笔都只写杨柳；写杨柳亦只从空际盘旋，传其神韵，这是词写得很成功的地方。
此诗是初唐五言排律中的佼佼者，素来被诗论家所称道。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唐人可法者，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杜审言：‘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沈佺期：‘阊阖连云起，岩郎拂露开。’此类最为得体。”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评论说：“前人但赏其起语雄浑，须看一气承接，不平实，不板滞。后太白每有此种格法。”从这些评语里足以看出这首诗对当时诗坛和盛唐诗人的重要影响。
该诗是一篇感情真挚浓郁的友情诗。诗的前四句是说即将与友人离别，友人孟学士将要南下湖湘，此行可能经过狭窄陡峭的长江三峡，而自己则要西出塞外，与友人天各一方，相距万里之遥，故不胜看伤。这几句笔力苍劲飞动，写得很有气势，特别是开头两句，场面开阔宏大。
“零雨看王粲”一句中的王粲是东汉末诗人，“建安七子”之一。这里代指王勃。唐人诗中用典，多喜用今人与前代名人同姓者比附，此即一例。这句是因王勃被贬斥而生看伤借爱之情。“清樽别孔融”中的“孔融”是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这里当代指孟学士，以其才能、好客喜士与孔融相似而设喻。两句用典，一以姓同而比，一以事类，都很贴切身份。“徘徊”两句是设想之辞，说自亡与孟学土分别后将会彻夜不眠，望眼欲穿，等待大雁把信捎来。“骨肉”两句亦写别后情状，唯“胡秦外”与“关塞中”措语略嫌重复，只涉自己“西使”，而未切友人“南游”，但从通篇来看，不过是白璧微遐。
最后两句说剑锋耿耿，一则是比喻友人一腔正气，充沛天地。同时也暗示出自已“抱剑钦专”，“但令一顾重，不馁百身轻”（《刘生》），为国家荡平外寇、铲除奸佞的凌云壮志。
该诗送人而兼寓自已襟怀抱负，故题旨就比一般单纯写送别的诗深刻，特别是最后两句，使全篇陡然一振，豪情洋溢，托兴深远，就更非一般小儿女态临歧沾襟、凄楚伤感之作可比了。
此词主要写歌女的才情与美貌。
上片写在淡月、低云、微风的惬意环境中的动人歌声。这是一个天气不错的夜晚，云低月淡，轻风吹拂着楼台翠幕，一场夜宴进行到了拂晓时分，就在夜色将阑的时候，《梁州》曲的节拍由慢而繁，美丽歌女的歌声变得婉转动听。起句点明地点、时间，暗示宴会持续时间之长、与宴者之欢快。次两句点明节候之美好、环境之高贵雅致。上片结句由自然而人声，突出音乐旋律之婉转动听。
下片重点写舞女，直接描写歌女丽质天成之美。她随着乐曲翩翩而舞，长袖生香，天生纤腰显得更加婀娜，这是舞女给人的感官享受。末两句写歌舞之后，她擦去香汗，重匀脂粉，而喝酒祛寒后，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是写舞女跳舞之投入及带给人们的美的享受。
这首词就题材而言，在欧词中属于侧艳类，但艳而不俗，亦真实地展现了年轻的欧阳修洛阳生活的一个侧面。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