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前两句可看作是比兴,后两句是形容了一位言语难以描述的美男:石块相垒成的玉山,挺立的青翠苍松。玉的内涵、和松的气质,常和美男相联系。这里,用二者来与男神的美貌相比拟。他的绝代风华,世上再没有谁能相比。关键在于一个独绝。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表达别后思念之情。起句便写他日密州杭州相隔天涯,相望渺茫,颇有黯然别情。接下来两句却让人看尽世人的悲哀。为什么有思念,为什么有无可奈何,为什么有离殇有堕泪,原来只为心中还存了一点功名的热望,总想现在的劳累奔波,或许有个指望,可能有些许盼头。
“何日功成名遂了”,到时“还乡”,这和衣锦还乡是一个道理的。背井离乡,亲朋相识却不得见数载经年,一切的一切求一个功成名遂再还乡,然后好好坐下,酒到杯干,细数这些年来的如意不如意,“陪公三万场”,将缺失的岁月再补回,再重拾,再追忆。这里既有不舍之情、别后思念之意,更有一番豁达豪迈之气。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则劝好友不必戚戚于黯然离别之情。“不用诉离殇,”词人对给他饯行的杨绘说,“痛饮从来别有肠。”是豪迈还是离愁百转千回,完全不必费神分辨。离殇从来是不用诉,诉不出的。痛哭也好微笑也罢,不同的人的表露方式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此句写出了以酒化情,千言万语的别情尽在心肠千回百转,看似豪迈,实则深藏凄然别情,看似凄然,却有铿锵有力。这般矛盾的劝酒之词,可谓妙绝。
“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这两句描绘了一幅凄清冷肃的送归图,河塘夜色,灯火已残,斯人独行月下。这是七月的事情了,那时的河塘边当有蛙鸣声做伴。苏轼擅书画,赫赫有名的宋四家居首,才华横溢,可是官海沉浮,身不由己。一把辛酸泪,到底难以掩饰,痛饮到了最后,也没能硬生生逼住眼底的热气。“堕泪羊公却姓杨”,则是以杨绘比羊祜了,表达出对友人的赞赏,反映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以友人堕泪收尾,辛酸而止,言虽尽而别情悠悠无尽。
此词上片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下片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该词真情勃郁,又巧妙地将想象、写景,用典等手法结合起来,是一篇即席惜别的佳作。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