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日寒川上，青山白雾中。
楼台万瓦合，车马九衢通。
恨乏登高赋，徒知京邑雄。
晓日寒川上，青山白雾中。
楼台万瓦合，车马九衢通。
恨乏登高赋，徒知京邑雄。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词在写法上以辜负春光、伤春亦不足惜来反衬，用转折的手法来衬垫，层层入深地抒写情怀，将词人的内心哀怨表达地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词人对于自己的扈从生涯的不满与厌恶。
纳兰开篇写道：“准拟春来消寂寞。”他本来是打算要在这大好的春光下消遣寂寞的。春光美好，本该出去游玩，或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欣赏春日美景，但纳兰却偏偏要去消遣寂寞。
寂寞如影随形，伴随纳兰一生。这种情绪让纳兰成为伤情的公子哥，但同时也让他蹈给后世众多优美的诗词。寂寞的纳兰本想在春光下消遣，却没想到运气如此不好，偏偏赶上了春雨，这不合时宜的雨打扰了纳兰消遣的念头，纳兰觉得这是辜负了春光。故而他写道： “愁雨愁风，翻把春担搁。”
这首词表现词人厌于侍卫生涯、蹉跎日老的感慨：本来打算在大好的春光下消遣寂寞，无奈愁风愁雨辜负了春光。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伤春所致，而是因为对镜顾影自怜。形容已日渐憔悴。那繁华的闹市总是将幽僻的山谷遮蔽，没人来领略这美好的春光。
无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难怪纳兰总是会心情烦愁。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的烦闷并非是天气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外在因素。故而他会忧伤地在上片结尾处写道： “不为伤春情绪恶，为怜镜里颜非昨。”
侍卫的工作磨平了纳兰的心性，他每日进宫当值，或者陪同皇帝出游，在这单调无聊的岁月里，生活如何能够丰富多彩。纳兰是有这样一颗浪漫自由的心的，但他却必须要学着压抑自己的天性，学着要像他的父亲那样，去当好一个官，能够在仕途上越走越远。
这样的心情，如何能够在这大好的春光里寻觅到快乐。纳兰只能顾影自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样貌，感慨日益的消瘦，只能是心境的郁结造成的。写完自己为何抑郁之后，纳兰在下片中依然自问：“毕竟春光谁领略。”看到外面春雨阵阵，迷蒙了这春的大地，纳兰不禁想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想到要去感受春光呢。
纳兰认为繁华的闹市总是将清幽之地遮蔽，让他无法寻觅得一丝安宁。 “若得寻春终遂约，不成长负东君诺。”在这首词的最后，纳兰无奈而又向往地写道，怎样才能不辜负春的美意，怎样才能随了自己的心愿，在这春光中好好地享受片刻安宁呢。
看似一首叹春的词，其实是纳兰表达内心哀怨的一首词，词中的字字句句都是纳兰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渴望有自由单纯的生活，还希望能够远离尘嚣，可是世事总是不遂人愿，让他在这里借词抒发情感。
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
这是咏物诗中一首富于哲理的佳作，篇幅短小，意味隽永。中国古诗中，最早写鱼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枯鱼过河泣》，则是以鱼为抒写对象的完整的全篇。唐代咏物诗不少，然而写鱼的专篇仍然不多，所以这首《放鱼》是独具一格的难能可贵之作。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写诗人在将鱼放生时对鱼的嘱咐，全诗以呼告式结撰成章。“早觅为龙去”，一开始就运用了一个和鱼有关的典故，妙合自然。《水经注·河水》：“鳣鲤出巩穴，三月则上度龙门，得度者为龙，否则点额而还。”在我国古代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浪的神奇动物，因此，为龙或化龙历来就象征着飞黄腾达。但诗人运用这一典故却另有新意，他是希望所放生之鱼寻觅到一个广阔自由的没有机心的世界。一个“早”字，更显示诗人企望之殷切。接着以“江湖莫漫游”句，须承而下。“漫游”本是为鱼所独有的生活习性，但在这里，“莫漫游”和“早觅”的矛盾逆折，却又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为什么希望鱼儿要早觅为龙，又劝其莫漫游于江湖之中呢？这就自然无迹地引发了下文：“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香饵”与“铦钩”也都是和鱼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关的事物。这两句诗一气奔注，分外醒人耳目。铦，是锋利之意，“铦钩”与“香饵”相对成文又对比尖锐，那触目惊心的形象可以激发人们许多联想，“须知”使诗人告诫的声态更加恳切动人，而“触口”则更描摹出那环生的险要，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对鱼的怜惜、担心的情态。寥寥二十字，处处围绕着题目“放鱼”来写，用语看似平易，运笔却十分灵动而巧妙。
“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这诗抒写的是放鱼入水的题材，但它又不止于写放鱼入水。诗人的目光绝没有停留在题材的表面，而是在具体的特定事物的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和认识，使读者从所写之物，联想到它内蕴的所寄之意。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地暗示。写的是具体的尺寸之鱼，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的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濬《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语，乃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