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丛石何纷纠,赤山复翕赩。”意为:峡口山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是中原和夷狄的分界线。山上乱石杂生,怪石嶙峋,但小山坡上却葱葱郁郁,草木繁茂。起首四句,描写峡口山的位置、总体面貌。“大漠”二字,写出了边地的空旷辽阔,而“横绝”二字则写出了峡口山横亘绵延且雄奇险峻状,起笔不凡。山上虽然乱石穿空,却也林木葱茏,荒凉景象中亦有一些绿色,让人眼前一亮。
“远望石众容,逼之无异色。崔崒乍孤断,逶迤屡回直。”意为:远望山形千姿百态,近看全山毫无异色。山势雄奇险峻,孤峰耸立;山体逶迤绵延,曲折往复。此四句继续描绘峡口山的特征,先从远近两个角度状写山的形状和颜色,继而写山的雄峭及走势。“崔崒”二句写得极有气势,为后面评价峡口的险要做好铺垫,设下伏笔。句中“乍”、“断”二字,用得极为精妙。“乍”,意即突然。把纵横跌宕的山势写活了;而一个“断”字,则活灵活现地突出了断崖峭壁、奇险突兀的景状,令人拍案叫绝。
“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岂依河山险,将顺休明德。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意为:峡口山一带确实是胡人驱马入侵的要道,也是中原防拒西北各族的要塞。然而山川之险不足以凭依,将士顺服、政治清明才更为重要。天地万物,都盛极而衰,强极则必弱,亦如这山势之循环往复。此六句写穿越峡口山时的所思所感,认为山川的险要不足依凭,只有清明的政治才是固国的根本。“信关”二句,承上启下。“岂依”二句,化用孟子和吴起语,可谓全篇之警策。“河山险”三字,极具概括力,涵括了前面极力铺写的峡口之险。以山河之险作对比,更映衬了“休明德”的重要。“物壮”二句,继续用典,化用老子和司马迁语,从前面评判安邦治国之策转而感慨人生事理,语意更进一层,别开洞天,景象更壮,让人思绪万千。
“逦迤忽而尽,泱漭平不息。”意为:山势连绵起伏,消失在辽远的天边尽头;大漠空旷平坦,却变动不息,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苍凉背景,不禁让人心潮起伏,思索这天地万物的事理和人生际遇。
“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云台盛石士,待君丹墀侧。”意为:二位身尊体贵,乃黄金之躯,为何置身于这荒凉塞外?那京都云台宫中,有着石少饱学之士,排在皇宫红色的台阶侧,恭候着圣上的来临、赏用,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为朝廷排除边患?乔知之等人志向高远,富有文才,因远隔君恩,只能投身到荒远的边塞,其他朝臣却在宫中陪伴天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陈子昂对此深感不平,故有此感慨。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评论陈子昂说:“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馀波。独至陈伯玉,峍兀英奇,风骨峻上。”以此诗观之,此言极善。此诗先写峡口雄峻险要,继叙险不足恃,世事往复,再叹友人遭际,转切自然,层次分明,浑然一体,而语言古朴,风骨苍劲,景象雄阔,不愧为大家手笔。
这首词,正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宋四家词选》)孟棨《本事诗·情感》记崔护于清明在长安城南村庄艳遇故事,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再结合周邦彦的身世和政治生涯来看,词中的“刘郎”当系以自己比刘禹锡而言。刘禹锡是唐代顺宗时的革新派人物,后遭贬放,又曾返京师。写有《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周邦彦倾向新政,曾为宋神宗所赏识,后神宗逝世,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周邦彦外出为庐州教授,羁旅荆江,游宦溧水。直至哲宗亲政,罢黜旧党,周邦彦才得返都。但在当时执政的新党实已变质,他的抱负仍然不得抒展,所以这首词当是暗寓这些情节的。
此词,字面上的重见桃花、重访故人,有“还见”、“重道”之喜,但只见“定巢燕子,归来何处”“旧家秋娘,身价如故”,自己则“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空来空去,落得“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此词,大开大合,起句突而又平。又其云在“章台路”上,不写眼前所见,却说“还见”云云,梅桃坊陌,寂静如故,燕子飞来,归巢旧处,全系写景,但以“还见”贯之,人之来,人之为怀旧而来,人之徘徊踯躅,都从字里行间露出,景中含情,情更浓烈,可见此词的沉郁处。中片本为双拽头,字句与上片同。以“黯凝伫”之人的痴立沉思写起,不写他所访求之人在与不在,而只“因念”云云,表面上描绘其昔时情态笑貌,实则追想从前的交游欢乐,但不明说,实是词的顿挫之处。下片则铺开来写,加深描绘“前度刘郎”“旧家秋娘”,一则“事与孤鸿去”,一则“声价如故”,对照写来,顿挫生姿。“燕台句”写空有才名,而今只留记诵。“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清游何在?真是沉郁之至。一结以“飞雨”、“风絮”,景中含情,沉郁而又空灵。这首词以“探春尽是,伤离情绪”为主旨,直贯全篇。从时间上说,是以今昔情节对比写来。上片之“章台路”、“坊陌人家”均写今日之景。中片之“因念个人痴小”云云都是写昔人的情况。今日之景是实写,昔日之人是虚拟。一实一虚,空灵深厚。“还见”字犹有过去的影子。“因念”字徒留今天的想象,又是今中有昔,昔中有今。下片则今昔情事交织写来,“前度刘郎重到”有今有昔。“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则是昔日有者,今日有存有亡。“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东城闲步。”又是昔日之事,而今日看来,一切皆“事与孤鸿去”。最后又写念日情况,是在“官柳低金缕”的风光中,“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有今而无昔。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词在时间上就是这样似断似续,伤春意绪却是联绵不断。词又是一起写景,一结写景。一起静景,一结动景。花柳风光中人具有无限惆怅,是以美景衬托出感伤,所以极为深厚。加以章法上的实写、虚写、虚实穿插进行,显出变化多端,使这首词极为沉郁顿挫而得到词中之三昧。
此诗系沈佺期所作,题目十分奇特,它是一首历史诗,与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京城诗相似。但是,此类历史诗的传统使得沈诗中所指的事物明显地与时事有关,涉及武则天或唐中宗宫廷的某种无节制的行为。
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之夕。沈佺期描写“银河”及宫女们的鲜艳衣服,这些衣服形成“云雾”,像星星一样闪光,呈现出天庭的场面,随意地改变了时节。在这些眼花缭乱的华丽描写后面,诗人却加上要求俭朴的结尾,显得极其不和谐。人巧能够改变自然秩序(如第二十三、二十四句),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复杂主题,有时表示艺术及人类创造的力量,但更经常的是暗示一种危险的反常。在这首诗中,这一主题的运用是微妙的、模棱两可的,处于赞赏的描写和道德的谴责之间。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