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词的上片先是直抒思乡之情,谓虽已“甚颜华发”,却是“故山归计”仍未决。以问句出之,见感慨更深。
词人此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导致了“旧交新贵音书绝”。而且眼前,“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只有这位歌妓情意恳切,输肝沥胆,是可贵的知己。这首阊门留别词中,可以看到词人不仅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侍宴的歌妓,对她以及她们寄予深刻的同情,而且进一步把佳人当作可以推心置腹的知音,把自己的宦游漂泊与歌妓不幸的命运联系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样有不幸的命运,临别之际,作者自然会触动真情。
下片写与佳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由“殷勤别”到“离亭欲去”,意脉相连,过片自然。不同的是上片由己及人,下片由人到己,充分体现出双方意绪契合,情感交流。歌妓擅唱,以歌赠别属情理之中。但与自己最爱重的知音作别,就必然是未歌先凄咽,以至于泣不成声。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咽”字说尽了佳人的海样情深。十月初冬,寒风袭人,但双方只觉得离愁如满天细雨,纷纷扬扬,无穷无尽,一时意忘了冷风吹泪脸。
结句用武则天《如意娘》诗之诗意:“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词人用意则更进一层,劝佳人不用罗巾揾泪,任它洒满罗衫,等待再次相会时,以此作为相知贵心的见证。这既是劝慰佳人,也是自我宽解,此时洒泪相别,但愿后会有期。
纵观苏轼的一生,一直处于“欲仕不能,欲隐不忍”的矛盾中。自因反对新法而离京后,他郁郁不得志,思归故里之情更为迫切。此词即流露出上述思想。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两句,词人追忆起北宋都城汴京昔日的繁华景象,同时也指出了北宋曾经坐拥万里山河,现在却都成了陈迹。 “曾”字,点明了这一切繁华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落幕了,如今词人已经是亡国之君,沦为敌人的阶下之囚。后面的“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三句,词人将昔日汴京的繁华之景具体化了。 “琼林玉殿”极力表现帝王之家的奢华, “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极力展现帝王生活的放纵无度。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两句,词人写昔日万花丛生的汴京城,如今已是人去城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尽管自己现在置身于尘沙漫天的茫茫大漠,但那汴京城的繁华却经常在自己的梦中萦绕不去。 “花城”二字,形象地表现了汴京城昔日的繁花似锦, “春梦”寄托着词人在被俘之后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之情。结拍的“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三句,写的是词人梦醒之后的情思,说他听到羌笛阵阵,想起自己现在身处漠北,已经陷于囹圄,国家已亡,山河破碎,无处为家,怎么忍受得了吹奏《梅花落》的乐声所带来的痛苦。
词的上片追忆亡国前汴京城的繁华,通过对昔日汴京生活的追忆,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词的下片虚实结合,写词人被俘之后的愁苦,将词人心中的思国之愁和亡国之痛表现得韵味悠长。全词忆昔伤今,言辞简练但余味悠长,将复杂的感情梳理得具体,将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和思国之愁表现得真实可感。
“鹤关音信断,龙门通路长,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这几句意谓:可寒衣虽然准备妥当,这龙门戍地的道路却又很长很长,你在天的那一边,我在天的这一边,这寒衣怎么能送到你的手中呢?只好让它搁在那儿独自地散发熏烤的香味了。全诗到这里嘎然收束,那不尽的愁思,那远戍他乡征人的悲苦,只好留给读者去玩味,揣摩了。这里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情无限的效果。表面上看是诗人对一对“纤罗对凤凰,丹绮双鸳鸯”的人为分离而寄予无限的同情,实际上是作者对唐统治者发动对外扩张的非正义战争的谴责与抗争。不难看出,作者善于吸取《诗经》、《汉乐府》民歌中的精华,但比之表现的感情更为细腻,更能打动读者的情思。可以想象,作者是和着泪永挥写这首诗的,不过,他把眼泪洒在诗篇之外罢了。
从诗人记事起,唐王朝就无休止的进行武力征伐。据史书记载,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兴兵讨伐西突厥,擒沙博罗可汗;公元661年又讨伐百济,灭掉了百济国,并击败了日本的援兵;接着又征高丽,擒高丽王高藏。作者十五岁那年,即上书右相刘祥道,抨击唐王朝的侵略政策。该文中说:“伏见辽阳求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辟地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常卒……飞刍挽粟, 竭淮海之费 ……图得而不图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心腹之疾。”(《上刘右相书》)这种反侵略、反扩张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诗人,王勃把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秋夜长》是诗人作品中反映现实最深刻的诗篇之一。把这首诗放在初唐诗坛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中来分析、来评价,不难看出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可以肯定地说:诗人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盛唐和中唐的现实主义诗篇已相去不远。在那样的时代,作者能写出如此深刻的反映现实社会的佳作,当犹如平地而起的一声惊雷,使得那些仍醉心于宫诗、艳诗的文人为之一震,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写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