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送别词。
此词的上片便写情感,写送别。开头三句,“人生无奈别离何”,此是自然之事,亦是情深语,所以无奈者,是人世间终将有别离也,不能不为别离,别离而又无能为,是虽无,亦真不可不为无奈也。即人生中离别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亲情真挚,使在千里之外,也觉得很近。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一种旷达。“无情对面是山河”一句写出作者深沉的感慨,因为建康是当时的抗金前线,词人也多次登建康赏心亭向北眺望中原山河,这次范廓之又要去建康游览,于是引起家国之恨。“但使”二语隽永之甚,“无情”两字,正是词人壮志未酬的忧怨。此处三句语意尤为拓展,既情深意厚,又胸次开阔。对面无情,咫尺天涯,固是路人姿态,若其衷不同,所谋所想为异,理想志意不相侔,根于现实世界之利益关系,则岂仅无情对面是山河而已,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达其目的,世人岂吝为之者邪。
下片作见惯世面语,“而今”一句,仍可见作者之英雄豪气。由于投降派屈辱求和的政策,石头城下的江水也没有了那种怒涛。自己被排挤、受打击,已经闲居山林,假使不与鸥鸟为伴,也和披着蓑衣的渔父差不多。闲适旷达的背后,是志不得伸的愤懑、牢骚。寄语建康故人,而今归退田园,当无宦海风波之虞。
此词写送行而不流于感伤。明快爽朗,开人心胸。一起点明离宴,似悲实旷。上下两片,浑然相融,以此短篇而写寻常事,而能见出作者之性情、思想,而有特出之“神味”。
《鹭鸶》是一首有寄托的咏物诗。这首诗将鹭鸶拟人化,借咏这一在喧闹环境中仍保持高洁的鸟,抒发作者虽遭贬谪但仍希望保持内心清高的高尚的思想感情。此诗刻意营造出一个江滩之上风吹浪打的喧闹环境,鲜明地勾画出鹭鸶独立不倚、气定神闲的形象,堪称宋代咏物诗的上乘之作。
诗句首联将水浪拍打石头的声音比喻为战鼓雷鸣,形象生动地突出了声音的响亮和水浪的巨大。“激”字体现出水浪拍打石头的激扬动态。颔联将翻滚的海浪比喻为银色的山,突出鹭鸶栖息环境的美丽,从侧面衬托出鹭鸶的高洁。这两联构成对仗,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描写鹭鸶所生存的环境。颈联仍是对环境的描写,体现出海浪和风雨的汹涌。在尾联中鹭鸶的形象终于出现:高标独立、姿态美好。“亭亭”这一叠词生动表现出鹭鸶伫立时的高雅轻盈的体态。
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一引《庚溪诗话》说:“众禽中惟鹤标志高逸,其次鹭亦闲野不俗。”又引佚名《振鹭赋》赞扬鹭鸶的高洁不俗:“翛然其容,立以不倚,皓乎其羽,涅而不缁。”欧阳修的这首咏鹭鸶之作,便是将此鸟拟人化,来具体描写其高洁娴雅品格的。
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流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风章,在酒席上流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流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孔子作《曳杖歌》前后的情况,在《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解》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兹引《礼记·檀弓上》中的相关文字如下: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东汉郑玄在上述引文之末注解说:“明圣人知命。”所谓“知命”,字面意思是了解自己的命运;比较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依据已知的情况对未来作出较为近是的预测。孔子唱这首歌时,只是一种预感,接着病倒了,七天后去世,正应验了他预感的正确。活着,活得清醒;快去世时,也不糊涂。大概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是这首《曳杖歌》所要昭示世人的这一层意思吧。
从《礼记》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孔子在吟唱这首《曳杖歌》之前,心灵上正经历着微妙的深刻的变化:夜里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正坐在两个廊柱之间被人祭奠;他早早地起了床(“蚤作”),或许梦醒后就一直未曾睡着吧;他反背着手,拖着手杖,孔颖达解释“负手曳杖”说:“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却后以曳其杖,示不复杖也。”(《礼记正义》)所谓“示不复杖”,意思是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会再用手杖了;他还“消摇于门”,从屋内走到门口,显出一副放松随便的样子。“消摇”,即“逍遥”,安闲放松的样子。孔颖达说:“夫子礼度自守,貌恒矜庄。今乃消摇放荡以自宽纵……示不能以礼自持。”又说“负手曳杖”与“消摇于门”二句,“并将死之意状”(引书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态支配之下,孔子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已早知“天命”的哲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能不长歌当哭,动情地唱出这首留恋人生、爱惜生命、无奈地直面死亡的悲歌。
《曳杖歌》全文只三句。前两句用比拟,以物比人,以“泰山”、“梁木”拟“哲人”。“泰山”是众山所仰的高山,现在泰山快要崩塌,众山就无可瞻仰了。“梁木”是放置檩条、椽子的地方,现在梁木快要折断,檩条、椽子就无可依托了。紧接着这两个比喻的句子,末句直接说到自身。“哲人”,乃夫子自道;“萎”,原指草木枯死,引申为病危。上述做梦等种种潜意识的以及行为上的异常情况,令孔子自感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孔子的高足子贡,这天早上刚好来看望老师,听了这首歌,由“泰山”、“梁木”的比喻,他想到了“哲人其萎”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所说的“则吾将安放”,意思是他们这些学生就将永远失去孔子这位诲人不倦、可敬可亲的好老师了,不觉心情黯然。
全诗三个句子,虽有前两句的比喻与后一句的直陈两个层次,但因感情真挚,比喻贴切而又形象,且句式整齐,每句的第三字都用表示“大概”或“将要”的副词“其”字,故仍不失一气呵成、流利紧凑的即兴吟成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