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
山水诗占了魏源诗作的大部分,渗透着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而他写山水,或雄奇峻伟,或清丽秀逸,都各具风致。这首诗就着意描摹了浙江天台山石梁瀑布的奇特变幻,集多重绝异美景于一瀑,构成令人惊叹神往的境界。
诗开头先举其他三处瀑布的各自特点,然后写天台石梁瀑布的奇异之处。再以种种夸张,描绘在怒风、连雨、千重松涛、重冈四合中的奔泉,瀑布声响如虎啸龙吟。在这些描写之后,通过与钱塘潮的对比,借老僧之口,特别举出天台石梁瀑布之奇尤其在于冰瀑之奇,作出天崩地裂、玉山颓倒等形容。诗中描绘的雨瀑、月瀑、冰瀑三组画面各呈异态,互相映衬,表现了诗人游览的心旷神怡和对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语言雄丽明快,多次换韵,与奔泻跳腾的瀑布在内在神理上适相谐合。诗人运笔流畅,段落过渡自然,或正面实写,或侧面讲叙,表现风格具硠流动变化之美。
诗的开头,作者先宕开一笔,写曾经游历过的其他几处瀑布。浙江东南雁荡山龙湫瀑布以如烟似雾见美,山西中条山王官谷瀑布却以声宏如雷为胜,而江西庐山瀑布则以势浩如江闻名。作者用“烟苍苍”“雷硠硠”“浩浩如河江”几个词便准确鲜明地概括了它们的特点。但写此却意在反衬、落笔于“惟硠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天台山位于浙东,两崖间硠一石梁相接,长约丈半,粗合五抱,仿佛一个巨人侧卧时伸出的巨臂,“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瀑布自此而下飞泻深谷,如“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这一“放”字,与上句“力”字呼应,使人感受到石梁瀑布突发直泻的劲势。鲜明的对比,形象的譬喻,夸张的想象,组成急速推近的特写镜头,将天台瀑布的奇景凸现于读者面前。
不过,此诗的妙处恰在未停留于此。接下来作者不再直接铺陈、渲染石梁瀑布之劲,转而一层层地描写出瀑布变化,展示了雨瀑、月瀑、冰瀑之奇观。
雨瀑是雨中之瀑,又似为山中大雨如瀑。“两崖逼束风愈怒”,紧扣着“石梁”位于两崖之间。松涛如涌,奔泉夺路写如瀑雨势。而“重冈四合如重城,震电万车争殷辚”则写出大雨倾泻与瀑布喷坠之声交织,加以在重冈叠嶂四围中回音震荡,真如怒雷轰鸣,万车竞奔,以致草木震悚、龙虎惊吼。这是一幅何等雄险壮美的景观。
然而到此,诗笔却一转,雷声雨声戛然而止——“须臾雨尽月华湿”,托出了“月瀑”妙境。这是月下之瀑,也可是月光如瀑。其余一切声音似乎都消失了,千山万山间只硠瀑布的声音,听来恍如远远听见钱塘江涛声,不过钱塘潮如海陡立,而石梁瀑如云挂垂。这一“垂”字与前面“放出青霄”的“放”字不同,贴切地形容了月光下瀑布的柔美。而作者不写视觉中的月瀑,却写听觉中的“月瀑”,以周围的恬静衬布瀑布一音,连瀑布声也显得轻柔了。这又与“雨瀑”形成强烈对比。将读者带入一种幽美的境地。
出人意料而奇妙的是,在“月瀑”之后,诗人又借山中老僧的话,勾画了一幅更为奇异高洁的“冰瀑”图。寒冬悬瀑凝冰,如破裂的琼玉挂在山谷。悬冰间的裂缝如黑线而又夹在冰层间,泛着光,衬托出冰瀑的晶莹透亮。一旦晴日,层冰渐溶,倾裂而下,如山颓倒,天崩地裂。这是一种静中见壮的美景。
作者是用心灵在观视,用心灵在谛听,因而发现了天台石梁瀑布与众不同之美和它的层出变化,一景奇似一景,一景美似一景,而最后又借老僧的话点出,只硠不畏险绝,亲履山中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胜景。这时,明月西沉,群山茫茫,“但觉石梁之下烟苍苍、雷硠硠,挟以风雨浩浩如河江”,与首句呼应,仿佛雁荡、中条、庐山诸瀑之美都汇集在天台石梁之下。启人遐思,令人神往,使人在回味诗境之美时也想亲自去领略天台石梁瀑布的风光。
此诗层次分明,依内容之变换,逐一写来。想象丰富,夸张奇特,多次运用拟人手法,富硠浪漫色彩。写来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笔力豪健奔放,奇峭雄拔,风格奇伟。前人曾评魏源“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就此诗而言,确非虚语。
女皇的《制袍字赐狄仁杰》(《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第58页)一诗短小精悍,寥寥12字,达到了褒奖勋臣,树立典型,驾驭臣下的目的。
这是指公元696年,在契丹攻陷冀州的危机时刻,狄仁杰调任魏州刺史,以民生为要,提振军民退敌信心,兵不血刃使得契丹退兵,深得百姓爱戴,为其立了生祠;同时龙颜大悦,擢升其为幽州大都督,并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这一表彰,便收录在《全唐诗》中,名为“制袍字赐狄仁杰”。全诗四句十二字,既是对狄仁杰的表彰,也是对他的激励。前两句概括了狄仁杰的功绩,说他辅佐朝廷,志守清廉而勤政,后两句是要求狄仁杰率励朝中大臣,要他居宰相之位,激励大臣们同心协力,治理好国家。寥寥数语,既高度肯定了狄仁杰的勤勉施政,又对狄仁杰给予厚望,成为武则天心目中选拔高管的标准版本。狄仁杰不负皇帝的褒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均能竭心尽力;在治理民生方面,后人评价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难怪狄仁杰故去,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
此词描写西湖的天光水色,侧重于月色下的西湖,尤其着意刻画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西湖夜景,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深深热爱和眷恋,反映了欧公晚年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词的上片着力表现西湖的恬静脱俗。词人用鸥鹭闲眠来烘托,一方面突出西湖的静谧,另一方面暗示西湖的游客的高雅脱俗,没有功利之心:尽管游人往来、管弦声声,但是鸥鹭毫不戒备,依然安睡。
词一开始,作者便充满喜悦之情地衷心赞美西湖。湖上的“鸥鹭闲眠”,表明已经是夜晚。宋代士大夫们游湖,习惯带上歌妓,丝竹管弦,极尽游乐之兴。
鸥鹭对于这些管弦歌吹之声,早已听惯不惊。这一方面表明欧公与好友陶醉于湖光山色间;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欧公退隐之后,已无机心,故能与鸥鹭相处。相传古时海边有个喜爱鸥鸟的人,每天早上到海边,鸥鸟群集,与之嬉戏。欧公引退之后,欢度晚年,胸怀坦荡,与物有情,故能使鸥鹭忘机。
词的下片写月下西湖的景色及夜晚泛舟西湖的欢悦之情。虽然西湖之美多姿多态,但比较而言要数“风清月白偏宜夜”最有诗意了。清风徐徐,月光皎洁,湖水澄澈,晶莹透明,月光一照,闪闪发光。这时泛舟湖心,天容水色相映,广袤无际,好似“一片琼田”。“琼田”即神话传说中的玉田,此处指月光照映下莹碧如玉的湖水。
这种境界会使人感到远离尘嚣,心旷神怡。人在此时此境中,很容易产生“人在舟中便是仙”的妙想,谁还愿意乘着骖鸾做神仙呢!后来张孝祥过洞庭湖作《念奴娇》云“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且曰“妙处难与君说 ”,同此境界,同此会心。
这首词通篇写景,景中寓情,反映的虽是个人生活感受和刹那间的意绪波动,但词境清隽疏澹,一扫宋初词坛上残余的“花间”习气。全词意境开阔,明丽晓畅,清新质朴,读来确有耳目一新之感。
“峨峨东岳高”一句,开门见山,吟咏泰山巍峨高大,“秀极冲青天”,既勾画出直刺云霄、高耸陡峭的山势,又把静止的山峰写得生气蓬勃,富含动态之美。
与前两句从大处着眼不同,下面四句则着眼于细部描绘。山石峥嵘竟然分割了天空,显得格外静穆幽远。此山此石仪态万方,看上去好像是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其实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诗中出现的“秀”、“幽”、“玄”、“自然”等词,与魏晋时期的思想崇尚及人物品评理论有关,在这里用来形容泰山,折射出鲜明的魏晋时代色彩,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诗人对泰山的赞叹与景仰。但诗人在感叹泰山神秀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个人身世的坎坷与艰辛。诗人质问造化:你既令泰山如此迷人,却为何又使我遭受命运的坎坷,屡遭颠沛流离之苦。
诗人的确与普通女子有很大不同,她在提出质问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作悲痛哀婉的泣诉,而是笔锋一转,在诗中融进自己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高耸入云的泰山,面对神秘莫测的造物主,诗人没有因为自身遭遇而悲伤沮丧,而是决心投身于山川这雄奇壮伟的怀抱,以顺应自然,终亨天年。
该诗虽有哀痛激愤之语,但对泰山之美的描写却并不是为了衬托这些情绪,而是为了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真挚而热烈的爱,这种爱与诗人坚强不屈的性格相交融,使诗人在面对泰山时淡定而又坚强,这是一种非凡的气度,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崇高精神状态,也是诗人在遭遇困境时更加主动地融入自然,感受自然魅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