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这首题画诗分两大部分,从开头到“白日君心欢不足”写图上的宴乐情况,剩余部分为诗人就画面所发的感慨。
第一部分按游前、游时、游后的时间顺序组织题材,写得流光溢彩、声沸人迷,把明皇的荒淫之状作了全景曝光。
写游前,紧扣着个“急”字,表现唐明皇的急不可耐,宫人们的急于应承。“花萼楼头日初堕,紫衣催上宫门锁。”诗人落笔于花萼楼,因该楼在兴庆宫之西,系落日的方向,且该楼署为“花萼相辉之楼”,为诸王作乐寻欢之所。“日初堕”,时值傍晚,紫衣宦者就“宫门锁”,明皇的急切、宦者的匆忙,从这时间与动作的紧迫上透露了出来。于叙事之中写人物心理,由其行而见其心,言简意丰,事明意显。写游时,一以灯火渲染气氛。夜游西园,灯火辉煌是一明显特点。诗人写园中灯火,先行直叙“高爇银盘百枝火”,“百枝”言其多;“银盘”承托,映其光;“高爇”显得场面大。写烛多光亮,既表现了夜游的场景,又烘托了游乐的气氛。再从两个侧面写灯光,一是从“亮”的角度说:“海棠欲睡不得成,红妆照见殊分明。”此句通常注释都引《冷斋夜话》中《杨妃外传》中的一段记载:“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韵残妆,钗乱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耶? 海棠睡未足耳。’”照此,海棠系指杨贵妃。海棠如醉美人的粉面飞霞,或贵妃似海棠红晕泛光,形象固然很美,比拟也熨贴。可是这却和“海棠欲睡不得成”不合。红烛高烧,杯盘交错,丝竹并作,轻歌曼舞之时,正是贵妃兴酣之际,岂会“欲睡”?这里“海棠”仍以指花为妥。以拟人化方法说海棠欲睡,而游人喧闹使之“欲睡不得成”,反衬欢腾声势之烈。高启诗中以海棠睡不成显示黑夜如白昼,同时又以“红妆照见殊分明”点染了园中景色。一是从“雾”的角度言,“满庭紫焰作春雾,不知有月空中行”。春雾固然有实写之意,而诗人说是“满庭紫焰”化成的,“百枝火”所以成了“紫焰”,则侍众之多可见。《新唐书·车服志》:“以紫衣为三品之服。”《宦者传序》:“开元天宝中,宦者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诗中先写“紫衣催上宫门锁”,这里讲“紫焰”,足见侍者犹如团团紫雾了。诗人由灯火的“亮”、人影的“雾”把夜游图上的热烈气氛和盘托出。
二是写游时,以时久烘托情浓。唐明皇耽于玩乐,经久不衰,通宵达旦。夜愈深他们兴愈酣,时愈久他们情愈浓,“内使频呼烧烛换”,蜡烛要频频更换,这时还只是“新谱霓裳试初按”,可见持续时间之长。“知更宫女报铜签”,掌管更漏的宫女把报更的铜签铿然掷地,已是“夜方半”,还说不要催促歌舞,已是风露渐欲冷了,妃子愁衣薄,不胜晓寒,仍无罢意,“共言醉饮终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活画出唐明皇耽色误国的荒淫生活。诗人就是这么彩绘了明皇的行乐图。以上是诗人把《明皇秉烛夜游图》平面的画面立体化,无声的画面有声化,含意的画面明朗化,以语言手段描绘了一幅明皇秉烛夜游图。
诗的后面部分是议论。高启谴责唐明皇的沉酣酒色,忘怀国事,引用适切的古人古事来作议论,文字承接榫合,比拟熨贴合度,警人眼目,发人深省。“此时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晚唐聂夷中《咏田家》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明皇醉饮终宵,哪有心思想到贫苦受难的老百姓呢。“姑苏台上长夜歌,江都宫里飞萤多。”吴王夫差筑姑苏台,立春宵宫作长夜饮,结果为越所亡;隋炀帝于江都宫里放萤火取乐,也以覆亡告终。唐明皇如此豪饮娱色,荒政误国,自然免不了乱起奔蜀,酿成悲剧。诗人将唐明皇和夫差、杨广相比,指出“一般行乐未知极”必然导致国破家亡。
这首题画诗,也是咏史诗。诗人以古人古事作为后人的鉴戒,说明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只求自己享乐,乐极必然生悲。清代吴乔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围炉诗话》)此诗作者的旨意全由最后的论中托出。叙与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叙是论的基础,论是叙的升华,叙为论用,论从叙出,由感性到理性,从形象到议论,结合得紧密无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