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楼唱罢鸡人远，门阙朝归虎士闲。
华盖北瞻夭帝座，蓬莱东想道家山。
却惭久此随诸彦，文采初无豹一斑。
宫楼唱罢鸡人远，门阙朝归虎士闲。
华盖北瞻夭帝座，蓬莱东想道家山。
却惭久此随诸彦，文采初无豹一斑。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迎得郎来入绣闱》为第四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悦的情状描摹得十分生动。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
历来写宫怨的诗大多不着“春”字，即使是写春宫之怨的，也没有一首能像杜荀鹤这首那样传神地把“春”与“宫怨”密合无间地表现出来。
前两句是发端。“婵娟”，是说容貌美好。宫女之被选入宫，就因为长得好看，入宫以后，伴着她的却只是孤苦寂寞，因而拈出一个“误”字，慨叹“今日在长门，从来不如丑”（于濆《宫怨》）。此刻，她正对着铜镜，顾影自怜，本想梳妆打扮一番，但一想到美貌误人，又不免迟疑起来，懒得动手了。上句一个“早”字，仿佛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深长的叹息，说明自己被误之久；次句用欲妆又罢的举动展示怨情也很细腻。这两句在平淡之中自有自然、深婉的情致。
三、四句用的是流水对，上下句文意相续，如流水直泻，一气贯注，进一步写出了欲妆又罢的思想活动。“若为容”是“怎样打扮”的意思，这里实际上是说打扮没有用。宫女说：“既然被皇上看中并不在于容貌的美好，那么，我再打扮又有什么用呢？”言外之意，起决定作用的是别的方面，例如勾心斗角、献媚邀宠等。
五、六句忽然荡开，诗笔从镜前宫女一下子转到室外春景：春风骀荡，鸟声轻碎，丽日高照，花影层叠。这两句写景，似乎与前面描写宫女的笔墨不相连属，事实上，仍然是围绕着宫女的所感（“风暖”）、所闻（“鸟声”）与所见（“花影”）来写的。在欲妆又罢的一刻，透过帘栊，暖风送来了动听的鸟声，游目窗外，见到了“日高花影重”的景象。临镜的宫女怨苦之极，无意中又发现了自然界的春天，更唤起了她心中无春的寂寞空虚之感。景中之情与前面所抒写的感情是一脉相承的。
“风暖”这一联设色浓艳，《诗人玉屑》（卷三）把它归入“绮丽”一格。风是“暖”的；鸟声是“碎”的──所谓“碎”，是说轻而多，唧喳不已，洋溢着生命力，刚好与死寂的境界相对立；“日高”，见出阳光的明丽；“花影重”，可以想见花开的繁茂。绮丽而妙，既写出了盛春正午的典型景象，反衬了怨情，又承上启下，由此引出了新的联想。
眼前声音、光亮、色彩交错融合的景象，使宫女想起了入宫以前每年在家乡溪水边采莲的欢乐情景：荷叶、罗裙，一色裁成，芙蓉似脸，脸似芙蓉，三人一队，五人一群，溪声潺潺，笑语连连。“越溪”即若耶溪，在浙江绍兴，是当年西施浣纱的地方，这里借指宫女的家乡。这两句以过去对比当下，以往日的欢乐反衬出此时的愁苦，使含而不露的怨情具有更为悠远的神韵。诗的后四句虽是客观的写景与叙事，然而揭开字句的帷幕，却可以听到宫女隐微而又极其伤痛的啜泣之声。
从诗的意境来看，《春宫怨》似不只是诗人在代宫女寄怨写恨，同时也是诗人的自况。人臣之得宠主要不是凭仗才学，这与宫女“承恩不在貌”如出一辙；宫禁斗争的复杂与仕途的凶险，又不免使人憧憬起民间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与宫女羡慕越溪女天真无邪的生活又并无二致。它不仅是宫女之怨情，还隐喻当时黑暗政治对人才的戕杀。
这首诗以“风暖”一联饮誉诗坛，就全篇而论，也是一首意境浑成的好诗。
诗人通过注重描写西施的容貌、举止（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勾勒出一幅帝王嫔妃的生活情趣，实则以借古鉴今为警戒，影射讽刺现实的不满，提醒唐玄宗不要国事益非、诛逐忠良、滥事征伐，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全诗轻快流转，风格率直、大胆、热烈、活泼，不同于柔靡无力、怨而有伤的宫怨诗。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此叙景起兴：荷花虽香，因风而献媚于水殿，描绘出一幅微风吹动荷花、清香充溢满殿的景致，诗人因望见“姑苏台”而托言感怀吴王。可见，裘马轻狂、狂歌痛饮的诗人，意趣高远、超旷洒脱。
“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意指西施酒后带着醉意跳了几回舞后，娇柔无力地微笑着倚坐在东窗下镶嵌着白色玉石的椅子上。诗人把西子婀娜多姿、妩媚动人的形象描绘得细致入微，表现出美人名士、佳人才子的你情我浓、二厢情愿，在开放的唐朝尽舒风云之色。
西施原是越溪之畔的浣纱女，出身贫寒，明代的《苎萝志·西子传》就曾这样描述：“父鬻薪，母浣纱。”她本有理由选择一种幸福平淡的生活方式，但她身处吴越接连不断战乱之中，而她的情人范蠡又是越王勾践的得力谋士，在所谓的“国家大义”面前，西施不得不作出一个极其与人性相违背的选择，远离范蠡，被勾践送到吴国，从而诱使吴王夫差荒淫无度，慵理国事，从此“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最终，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灭吴计划得以实现。
此诗表现形式轻快流转，风格率直、大胆、热烈、活泼，不同于柔靡无力、怨而有伤的宫怨诗。诗人通过注重描写西施的容貌、举止（笑倚、醉舞）、情态乃至生活环境，勾勒出一幅帝王嫔妃的生活情趣，实则以借古鉴今为警戒，影射讽刺现实的不满，提醒唐玄宗不要国事益非、诛逐忠良、滥事征伐，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