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用绝句形式写的读后感兼咏史诗。这类诗最重的是要有创见，富有新意。
不少唐人以杨玉环之死写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著名，白乐天写这首诗时并不乐天，题目中的“恨”字足可说明一切。李商隐的《马嵬》也很有名，批判的矛头直指李隆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挖苦的味道相当明显。郑畋《马嵬坡》中“景阳宫井又何人”，以陈后主和张丽华比李隆基和杨玉环，隐含讥刺。还有杜甫的“中自诛褒妲”，刘禹锡的“天子舍妖姬”等，含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李靓的这首绝句立意不但新，而且高，可以说超过了前人。
诗的前两句是对《长恨歌》中所述的事加以概括，抽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行程中，“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李隆基“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成《雨霖铃曲》以寄恨。这就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径截辎重，横攻士卒”，官军则“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这一切李隆基想过了吗？
后两句议论警策，有春秋笔法。诗人同情的不是“宛转娥眉马前死”，一妃之死，何足道哉，何必为之鸣不平呢？那“尸骸遍野”，“骨暴沙砾”的阵亡将士们，“精魂何依”？那个昏君李隆基却根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是一点都不会动心，因为他唯一感到痛心并为之“倍沾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妃。连六军生死，国家兴亡都不过问，只念念不忘“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亡妃，如此帝王，何许人也，还用诗人多说吗？全诗到此嘎然而止，“含有余不尽之意”在于言外。
此词从明抄本《诗渊》录出，原词注明作者“宋李易安”，是近年发现的，孔繁礼《全宋词补辑》收之。
这是一篇寿词，虽然也极尽褒誉，但却流露了忧国忧民之志，蕴含着一股壮气豪情。
上片交代时间地点、场面气氛，词清句丽，风格典雅。“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是指：正当薄露刚开始洒落，夜晚与白昼长短完全相同的这个不同一般的时候；处身环水而起、高耸入云的楼阁亭榭之内，宛如来到了传说中的蓬莱、瀛州海上仙岛。“长宵共永昼分停”句中的“分停”，即“停分”，中分之意；一年之中只有春分、秋分这两天是昼夜所占时间相等，古人称这两天为“日夜分”。这里并未指明是春分还是秋分，从“薄露初零”看，似是仲秋之月的“秋分”，固为秋天到来，暑气渐退，昼热夜冷，容易有露水；然而再从下文馈礼中有兰花来看，或许是仲春之月的“春分”；当然如果“芝兰为寿”中的“芝兰”仅作为一种象征高雅来说，只能认为是虚写，而“薄露初零”却是实况描述，所以很可能是秋分时候。
“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写的是友人在做寿，词人及众嘉宾来贺：大家献上了淡雅清香的兰花和益寿延年的灵芝，拜寿的人们簇拥着寿星老人一时间充塞了往日幽静的庭院，其中也不乏尚称风雅的达官贵人，他们的鲜明的服色、佩饰与名士清儒的布衣潇洒相辉映。寿筵开始了，气氛自是十分炽烈，但词作者却避开这些必然现象，笔下一滑，转向了筵席间穿梭般飞去飘来为客人倾酒捧觞的侍女们，“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之句，是作者从活动的大场面中捕捉的一个迷人的动作：她们像花一般柔媚，像玉一样晶莹，双手捧觞穿行席间向客人劝酒，翩翩风姿令人开怀一醉，表达了主人待客之真诚。上片寥寥数语，便将良辰、美景、主贤、宾嘉之乐都烘托纸上了。
下片是对寿者的祝愿之词，尾句显示出作者爱国爱民的心愿，写得委婉、曲折、含蓄、脱俗。“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先以两个比喻句起兴，再引出直面的颂扬：愿您体魄健壮如鹤之清癯矍铄，如松之耐寒长青，愿您精神光照万物与朗朗秋月竞比光明；您的品德学问历来是独领风骚、名噪京城。至此便将一位德高望重、受人景仰的典范人物的形象勾画了出来，下面“东山高蹈，虽卿相不足为荣”仍是溢美之辞，仍是使用比喻手法，但却因借用现成典故，便将内容表达更进一步、更深一层。“东山高蹈”，用的是晋代文学家、政治家谢安的故事。谢安，字安石，才学盖世，隐居东山，后应诏出仕，官至司徒。后人因以“东山”喻隐居之士；高蹈，在此也指隐居生活。该句是说：谢安隐居东山，却蜚声朝野，光耀无比，虽为王侯卿相，哪一个比得上他！以谢安隐居东山称比筵上的寿诞主人，可谓臻于至极了。尾句十分精彩，继续以谢安相比，赞誉、推崇之中加进了激励，且注入了以生民为重、迅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急切心情，真是一句千钧：“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安石在东山隐居不肯应诏出仕之时，时人发出了“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叹惋，词人就该语加以引发以激励眼前这位名士：您一定要像谢安一样快快挺身出仕，揭露奸佞误国，挽救在战乱中受尽蹂躏折磨的黎民。易安居士发自内心的呼喊，使这首以祝寿为内容的词作在主题思想上得到了升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一般人论及柳永词者，往往多着重于他在长调慢词方面的拓展，其实他在小令方面的成就，也是极可注意的。叶嘉莹在《论柳永词》一文中，曾经谈到柳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以为唐五代小令中所叙写的“大多不过是闺阁园亭伤离怨别的一种‘春女善怀’的情意”，而柳词中一些“自抒情意的佳作”，则写出了“一种‘秋士易感’的哀伤”。这种特色，在他的一些长调的佳作，如《八声甘州》《曲玉管》《雪梅香》诸词中，都曾经有很明白的表现。然而柳词之拓展，却实在不仅限于其长调慢词而已，就是他的短小的令词，在内容意境方面也同样有一些可注意的开拓。就如这一首《少年游》小词，就是柳永将其“秋士易感”的失志之悲，写入了令词的一篇代表作。
柳永之所以往往怀有一种“失志”的悲哀，盖由于其一方面既因家世之影响，而曾经怀有用世之志意，而另一方面则又因天性之禀赋而爱好浪漫的生活。当他早年落第之时，虽然还可以藉着“浅斟低唱”来加以排遣，而当他年华老去之后，则对于冶游之事既已失去了当年的意兴，于是遂在志意的落空之后，又增加了一种感情也失去了寄托之所的悲慨。而最能传达出他的双重悲慨的便是这首《少年游》小词。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在长安古道上骑着瘦马缓缓行走，高高的柳树秋蝉乱嘶鸣。“长安”原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前代诗人往往以“长安”借指首都所在之地，而长安古道上来往的车马，便也往往被借指为对于功名利禄的争逐。不过柳永此词在“马”字之下，所承接的却是“迟迟”两字，这便与前面“长安道”所可能引起的争逐的联想，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衬。而在长安道上词人之“马”之“迟迟”行走，则既表现了词人对争逐之事灰心淡薄，也表现了一种对今古沧桑的若有深慨的思致。秋蝉的嘶鸣独具有一种凄凉之致。“蝉嘶”之上，还加了一个“乱”字，如此便不仅表现了秋蝉声的缭乱众多，也表现了被秋蝉嘶而引起的哀感的词人之心情的缭乱纷纭。至于“高柳”二字，则一则表示了蝉嘶所在之地，再则以“高”字表现了“柳”之零落萧疏，是其低垂的浓枝密叶已经凋零，所以才显得树的高。
“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上阕后三句是说，夕阳照射下，秋风在原野上劲吹，我举目远望，看见天幕从四方垂下。写词人在秋日郊野所见之萧瑟凄凉的景象，飞鸟隐没在长空之外，夕阳隐没更在飞鸟之外，值此日暮之时，郊原上寒风四起，天苍苍，野茫茫，词人双目望断而终无一可供投止之所。
词的上半阕是词人自写其今日之飘零落拓，望断念绝，全从外界的景象着笔，而感慨极深。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下阕前两句是说，归去的云一去杳无踪迹，往日的期待在哪里？写对于过去的追思，则一切希望和欢乐不可再得。对于柳永而言，他过去的愿望和期待都已经同样落空了。
“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末三句是说，冶游饮宴的兴致已经衰减，过去的酒友也已经寥落无几，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了。末三句写自己今日的寂寥落寞，志向和意愿一无所成，岁月流逝，只剩下“不似少年时”的悲哀和叹息。
柳永这首《少年游》词，前阕全从景象写起，而悲慨尽在言外；后阕则以“归云”为喻象，写一切期望之落空，最后三句以悲叹自己之落拓无成作结。全词情景相生，虚实互应，是一首极能表现柳永一生之悲剧而艺术造诣又极高的好词。总之，柳永以一个禀赋有浪漫之天性及谱写俗曲之才能的青年人，而生活于当日之士族的家庭环境及社会传统中，本来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充满矛盾不被接纳的悲剧人物，而他自己由后天所养成的用世之意，与他自己先天所禀赋的浪漫的性格和才能，也彼此互相冲突。他的早年时，虽然还可以将失意之悲，借歌酒风流以自遣，但是歌酒风流却毕竟只是一种麻醉，而并非可以长久依恃之物，于是年龄老大之后，遂终于落得了志意与感情全部落空的下场。昔叶梦得《避署录话》卷记下柳永以谱写歌词而终生不遇之故事，曾慨然论之曰：“永亦善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柳永的悲剧是值得后人同情，也值得后人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