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