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实写一女子的爱情纠葛。
“误语成疑意已伤”,按杨亿原作之一:“才断歌云成梦雨,斗回笑电作雷霆。”可知此女子与当时的爱人原本相恩爱,然而因自己无意间说错了括,引起猜疑,欢笑顿然变作雷霆之怒。杨诗又说“不待萱苏蠲薄怒,闲阶斗雀有遗翎”,说的是其爱人发怒的意思,虽有忘忧的萱草,亦未可缓解,因此这女子只得独自神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她低首蹙额,那涂着黛翠的修眉,如同春山般秀美,如今却也染上了一抹薄雾愁云。相传卓文君容貌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又传西施常患心痛,以手捧心,眉尖若蹙,二句合用二典,刻画出含愁佳人楚楚可怜的情态。
《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泛舟于中流,为他摇桨的越女歌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问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掩修袂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又东汉荀彧是有名的美男子,他曾为尚书令,人称荀令君,《襄阳记》载其衣带生香,“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三四二句用此二典,承上而言,朝来还是唱随绸缪,恩爱犹如鄂君之与越女,而曾几何时,“斗回笑电作雷霆,他已一怒而去,只剩得他常日熏衣的香炉中的氤氲余香在勾起无尽的忆念。
“有恨”、“无言”二句,继写女子的幽思并暗点这一场纠葛的原由。《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与其妹一起私通官奴燕赤凤,争风反目,遂为先帝察觉。《左传》记楚国灭息国,载息夫人归,她三年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诗中“燕凤”、“息侯”均代指女子过去的情人。这两句说,自己现在含恨抱愁,并非因恋着过去的情人,而默默无言亦非为思念以往的恋情。因此,“误语”一句,原来是她对爱人戏说起旧时的情人,所谓“误”,这个情人可能并不是真有其人,而大抵为有失考虑的戏言。
然而一时的失误,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古今注》说:“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又“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甫《江头四咏·丁香》),因此一直作为愁结不解的象征,李商隐诗即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此刻,这女子纵有合欢在手,亦不能消去爱人的忿怒,而空落得满腹排遣不去的愁怨,正如杨亿原诗之二所说“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子是她只得独处烛光似泪的空房而凄切怅惘。
此诗虽然没有深刻的寄托,然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深得李商隐无题诗的神韵。张采田评李商隐诗说“哀感沉绵刀、“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钱惟演此诗从造型、布局两方面都较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此诗活用典故与句法,运用巧妙,言简意长,耐人寻味。如“春山”句合用卓文君、西施二典,将美与愁相揉合,又以“翠眉长”作垫,女子楚楚可怜的神态毕现。中间二联,上下句均各用一典。二联上句正用,下句反用,又通过“朝犹掩”、“冷自香”中“犹”、“自”二虚字的勾联,表现了女子无限叹惋的心情。“朝”字言变化之迅疾,“冷”而仍“香”状恋情之绵长,更得氤氲吞吐之致。三联句法与二联相异,出句与对句同意,而均不明言,却用“岂因”,“宁为”连续二问,更将委婉曲折之情表现得百回千折。
在布局上,先用“误语成疑”造成悬念,前四句引而不发,只是反复极写愁怨之态,直至三联方打转,呼应首句的“误语”,点明本末缘由,四联合拢,反照“意已伤”,起结开合;包蕴密致而舒回迂徐,尤能切合当事人的潜流的思绪。因为失意人总是在目睹身边事物(如绣被、熏炉),触发联想后,再进而反省事件的起由(如燕凤、息侯)的。如在“误语”后直接写燕凤、息侯,则全诗就直致而索然寡味了。这些就是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无意说错话,竟成猜疑,少妇只能黯然神伤,弯弯细眉,低敛凝愁,仿佛春天黛色的远山。
早晨还是情意缠绵,如胶似漆,此刻唯有熏炉清冷,余香缭绕。
有恨含怨,岂是因为叹旧情已逝;无言沉默,哪是由于对故人思念?
合欢草呵,人们都说你能消忿解忧,何不洗去怨妇心头的哀愁?留下她独守空房,伴随着烛泪滴洒。
注释
春山:指眉。因眉弯如山峰,古人常把眉和山互喻,以山喻眉,以眉喻山。
鄂君绣被:这是用以指男女欢爱。
荀翠熏炉:这是指熏衣的香炉。
燕凤:即燕赤凤,《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私通宫奴燕赤凤。
合欢:古人认为合欢草可以使人消除怨忿互相合好。
验:效验,起作用。
丁香:古诗常用以作愁结不解的象征。
此诗实写一女子的爱情纠葛。
“误语成疑意已伤”,按杨亿原作之一:“才断歌云成梦雨,斗回笑电作雷霆。”可知此女子与当时的爱人原本相恩爱,然而因自己无意间说错了括,引起猜疑,欢笑顿然变作雷霆之怒。杨诗又说“不待萱苏蠲薄怒,闲阶斗雀有遗翎”,说的是其爱人发怒的意思,虽有忘忧的萱草,亦未可缓解,因此这女子只得独自神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她低首蹙额,那涂着黛翠的修眉,如同春山般秀美,如今却也染上了一抹薄雾愁云。相传卓文君容貌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又传西施常患心痛,以手捧心,眉尖若蹙,二句合用二典,刻画出含愁佳人楚楚可怜的情态。
《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泛舟于中流,为他摇桨的越女歌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问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掩修袂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又东汉荀彧是有名的美男子,他曾为尚书令,人称荀令君,《襄阳记》载其衣带生香,“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三四二句用此二典,承上而言,朝来还是唱随绸缪,恩爱犹如鄂君之与越女,而曾几何时,“斗回笑电作雷霆,他已一怒而去,只剩得他常日熏衣的香炉中的氤氲余香在勾起无尽的忆念。
“有恨”、“无言”二句,继写女子的幽思并暗点这一场纠葛的原由。《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与其妹一起私通官奴燕赤凤,争风反目,遂为先帝察觉。《左传》记楚国灭息国,载息夫人归,她三年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诗中“燕凤”、“息侯”均代指女子过去的情人。这两句说,自己现在含恨抱愁,并非因恋着过去的情人,而默默无言亦非为思念以往的恋情。因此,“误语”一句,原来是她对爱人戏说起旧时的情人,所谓“误”,这个情人可能并不是真有其人,而大抵为有失考虑的戏言。
然而一时的失误,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古今注》说:“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又“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甫《江头四咏·丁香》),因此一直作为愁结不解的象征,李商隐诗即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此刻,这女子纵有合欢在手,亦不能消去爱人的忿怒,而空落得满腹排遣不去的愁怨,正如杨亿原诗之二所说“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子是她只得独处烛光似泪的空房而凄切怅惘。
此诗虽然没有深刻的寄托,然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深得李商隐无题诗的神韵。张采田评李商隐诗说“哀感沉绵刀、“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钱惟演此诗从造型、布局两方面都较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此诗活用典故与句法,运用巧妙,言简意长,耐人寻味。如“春山”句合用卓文君、西施二典,将美与愁相揉合,又以“翠眉长”作垫,女子楚楚可怜的神态毕现。中间二联,上下句均各用一典。二联上句正用,下句反用,又通过“朝犹掩”、“冷自香”中“犹”、“自”二虚字的勾联,表现了女子无限叹惋的心情。“朝”字言变化之迅疾,“冷”而仍“香”状恋情之绵长,更得氤氲吞吐之致。三联句法与二联相异,出句与对句同意,而均不明言,却用“岂因”,“宁为”连续二问,更将委婉曲折之情表现得百回千折。
在布局上,先用“误语成疑”造成悬念,前四句引而不发,只是反复极写愁怨之态,直至三联方打转,呼应首句的“误语”,点明本末缘由,四联合拢,反照“意已伤”,起结开合;包蕴密致而舒回迂徐,尤能切合当事人的潜流的思绪。因为失意人总是在目睹身边事物(如绣被、熏炉),触发联想后,再进而反省事件的起由(如燕凤、息侯)的。如在“误语”后直接写燕凤、息侯,则全诗就直致而索然寡味了。这些就是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处。
这首词写春闺幽怨。
上片头二句写女主人公在风吹月照下,倚屏发愁。“砌花”三句,既写花,又写人。“如啼恨脸”,形象秀丽,可爱堪怜。
下片“香烬”句,突出闺中凄凉,“可堪”句交待凄凉的原因是情人失约。“绣襦”句表现她无心妆扮。最后二句,将情绪引向遥远处,境界略开。结尾“涯”字,与“时”、“枝”、“仪”、“期”、“欹”相押,都是韵脚。“涯”,唐五代时两读,既在麻韵,又在支韵。《花间集》中,“涯”有与麻韵字相押的,如顾敻的《酒泉子》其六(《酒泉子·水碧风清》):“恨无涯,小屏斜,堪憎荡子不还家。”又《虞美人》其五(《虞美人·凭阑愁立双蛾细》):“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此首则与支韵字相押。
此诗是借景抒怀之作。前四句写春近之景,后四句抒怀。
首联展示一幅春日将临的画面。包裹着积雪的山峦,起伏绵延,像一道银色屏风。一“晓”字,不只使人感受到银装素裹的洁白,还强烈感受到那晨曦透射下晶莹的闪光。静踞的山峦,眠伏的积雪,顿时都带上活气。一“春”字,不必细描寒梅的情景而其花满枝头的倩影自在人们想像之中。
“溪梅玉镜春”已经包涵了“东风露消息”之意,次联首句偏一语道破,是为了带出下句:“万物有精神”,使诗境陡然得到展拓和升华,抉发出春给万物带来的那种生机蓬勃的内质。
也许是春的生机太刺激了诗人的“索莫”身世之感吧,强烈的对照,酿出了浓郁的气氛。
尾联前一句暗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语意,虽说是显示出他的从宦海中引退避世的人生态度,但那持道不移、守志不阿的精神仍然激扬其中。不过风横浪险,恶波无涯,还没有找到安全的渡口,前途还是渺茫难料的。
这首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上阕一开篇,作者便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以及“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数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途早行图。早行中,眼前月光、山色、晨霜、朝露,别具一番景象,但行人为了早日与弟弟联床夜话,畅叙别情,他对于眼前一切,已无心观赏。此时,作者“凭征鞍无语”,进入沉思,感叹“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为此,便引出了一大通议论来。作者追忆:他们兄弟俩,“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词里的“二陆”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俩俱有远大抱负,决心象伊尹那样,“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孟子》中语);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实现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神宗皇帝书》)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抚今追昔,作者深感他们兄弟俩现实社会中都碰了壁。为了相互宽慰,作者将《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家语》“优哉游哉,可以卒岁”,以及牛僧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诗句,化入词中,并加以改造、发挥,以自开解。结尾数句,作者表示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下,要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姑且保全身体,饮酒作乐,悠闲度日。整首词,除了开头几句形象描述之外,其余大多是议论、成为一篇直抒胸臆的言志抒情之作。
这首词的议论、抒怀部分,遣词命意无拘无束,经史子集信拈来,汪洋恣肆,显示出作者横放杰出的才华。词中多处用典:“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四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三句,”优游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鲁国大夫叔向被囚后”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话:”且斗尊前“,化用杜甫《漫兴》中”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的诗句。作者将上述典故灵活运用,推陈出新,生动地传达出自已的志向与情怀。
这首词的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回环往复,波澜起伏,上片的早行图与下片的议论浑然一体,贯穿一气,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头几句写景,以“孤”、“青”、“野”、“残”等字眼传神地渲染出早行途中孤寂、凄清的环境和心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一句,由自然景色转入现实人生。其后,词作由景物描写而转入追忆往事。“用舍由时,行藏我”,由往事回到现实。结拍数句表明作者已从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摆脱出来,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慰安。全词集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融诗、文、经、史于一炉,有形象的景象描写,有抽象地论说政治,又在议论中发表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抒写了沉郁惆怅的心境,文思连贯,一气呵成,体现了卓绝的才情。
这一词调,上片十一个四言句,下片八个四言句,多处用对仗,句法比较工整,而且,在许多整齐的句子之间,还穿插了几个长短句,如三言句、六言句、七言句和八言句,长短相间,参差错落。这个词调适合于以赋体入词,但又最忌板滞,它不同于短篇令词,也不同于一般长调,是个较难驾驭的词调。两宋词人当中,辛弃疾填了九首,刘克庄填了二十五首,陈人杰填了三十一首,这算是较为罕见的。许多名家,比如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张炎等,都不见填制。但是,此调格局开张,掌握得好,却可造成排山倒海之势,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这首《沁园春》词,上片写景,一下子罗列了七个四言句。前三个四言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句式相同,三脚并立。后四个四言句,“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组成“扇面对”,由“渐”字构成领头格,贯穿到底。七个四言句组织绵密,构成了一幅整体的画面。紧接着,“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仍用四言对句,“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也是四言句。这十一个整齐的四言句,除了靠“渐”、“凭”两个领格字提携,还由两个长短句“似此区区长鲜欢”及“微吟罢”,在当中辗转运气。于是,十一个四言句,就不至于像是拆开来的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下片八个四言句略有变化。前四个四言句,不再用“扇面对”,其中,“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成对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二句不对。其余与上片大致相同。这段议论,先由换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两个长短句叙事,承接上结所提“往事”,然后铺排议论。领格字“有”,从字面上看,仅管领“笔头”“胸中”二句,但“有”字下面的六个四言句,词意还是相贯通的,六个四言句之下,直接“袖手何妨闲处看”,还是具有一定气势的。最后,由一个三言短句“身长健”停顿蓄势,“但”字提携、转折,带上两个四言句“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为全词作结。
总之,《沁园春》词是苏轼以诗人句法入词的尝试,已稍露东坡本色。但这首词在艺术上仍有某些不足之处,如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作比较,就觉得《沁园春》以抽象的说理议论代替具体的形象描述,不如以情动人之作,具有那么大的感人力量。比如“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相近,但前者总不及后者那样有意境,那样耐人寻味。
《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立言补过,庶存不朽。”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
《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