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醉后所见的美景以及醉态中的奇想。首句“云鬟倾倒”，直接描写酒醉后头发散乱的状态。次句“醉倚阑干风月好”紧承前句，当苏轼醉后倚栏而望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美的境界：“风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在醉酒后拥有本真的自我，再加上恰好与自然美景相遇，这种“酒中趣”就显得不俗了。“凭仗相扶”一句，承上句一个“醉”字，仍写醉意朦胧的状态。就在这时，苏轼突发奇想，“误人仙家碧玉壶。”苏轼从年轻时起就博览群籍，不免于“杂学旁搜”，神仙方术之类书籍也莫不毕览，由该词所写可见一斑。这里 “仙家碧玉壶”的神话传说，不仅紧扣上文酒醉之事，而且充分表露了苏轼童真与诙谐的个性。
下片写赴杭州途中所见的景物，以及途经苏州时的怀古之思。“连天衰草”句，显示了江南仲冬时的季节特征，展现了苏轼在旷野中行进时一片苍凉、凄清的景象，多少也透露出苏轼在宦游中某种疲乏、栖遑（huáng）的心态，为下文引发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预伏一笔。接着“下走湖南西去道”一句，是叙事，暗写当前赴杭任之事。“湖”字“当指太湖”，并与苏轼此次取道湖州至杭州的履历相印证，以确定本篇的写作时间，是颇为精当的。 “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两句，写经过姑苏时，引起对当年归隐江湖的越国功臣范蠡的联想，以及对苏轼自我人生道路的思考。尽管苏轼的这种思考是偶发的，并不符合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人生理想。
这首词的主要内容，可以拿其中的“看花老眼，伤时清泪”八个字来概括。前者言其“嗟老”，后者言其“伤时（忧伤时世）”。由于作者的生平不详，所以先有必要根据其《书舟词》中的若干材料对上述两点作些参证。
先说“嗟老”。作者祖籍四川眉山。据《全宋词》的排列次序，他的生活年代约在辛弃疾同时（排在辛后）。过去有人认为他是苏轼的中表兄弟者其实是不确切的。从其词看，他曾流放到江浙一带。特别有两首词是客居临安（今浙江杭州）时所作，如《满庭芳·轻觅莼鲈》。谁知道、吴侬未识，蜀客已情孤“；又如《凤栖梧》（客临安作）云：”断雁西边家万里，料得秋来，笑我归无计“，可知他曾长期飘泊他乡。而随着年岁渐老，他的”嗟老“之感就越因其离乡背井而日益浓烈，故其《孤雁儿》即云：”如今客里伤怀抱，忍双鬓、随花老？“这后面三句所表达的感情，正和这里要讲的《水龙吟》一词完全合拍，是为其”嗟老“而又”怀乡“的思想情绪。
再说“伤时”。作者既为辛弃疾同时人，恐怕其心理上也曾经受过完颜亮南犯（1161年）和张浚北伐失败（1163年前后）这两场战争的沉重打击。所以其词里也生发过一些“伤时”之语。其如《凤栖梧》云：“蜀客望乡归不去，当时不合催南渡。忧国丹心曾独许。纵吐长虹，不奈斜阳暮。”这种忧国的伤感和《水龙吟》中的“伤时”恐怕也有联系。
明乎上面两点，再来读这首《水龙吟》词，思想脉络就比较清楚了。它以“伤春”起兴，抒发了思念家乡和自伤迟暮之感，并隐隐夹寓了他忧时伤乱（这点比较隐晦）的情绪。词以“夜来风雨匆匆”起句，很使人联想到辛弃疾的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所以接下便言“故园定是花无几”，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园去。作者过去曾在眉山老家筑有园圃池阁（其《鹧鸪天》词云：“新画阁，小书舟”，《望江南》自注：“家有拟舫名书舟”），现今在异乡而值春暮，却感伤起故园的花朵来，其思乡之情可谓极深极浓。但故园之花如何，自不可睹，而眼前之花凋谢却是事实。所以不禁对花而叹息：“愁多怨极，等闲孤负，一年芳意。”杨万里《伤春》诗云：“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这里亦同杨诗之意，谓正因自己本身愁怨难清，所以无心赏花，故而白白辜负了一年的春意；若反过来说，则“柳困花慵(一作“柳困桃慵”)，杏青梅小”，转眼春天即将过去，它对人似也太觉草草（“对人容易”）矣。而其实，“好春”本“长在”，“好花”本“长见”，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人、花两相辜负的情况，归根到底，“元只是、人憔悴！”因而上片自“伤春”写起，至此就点出了“嗟老”（憔悴）的主题。
过片又提故园往事：“回首池南旧事”。池南，或许是指他的“书舟”书屋所在地。他在“书舟”书屋的“旧事”如何，这里没有明说。但他在另外一些词中，曾经隐隐约约提到。如：“葺屋为舟，身便是、烟波钓客”（《满江红》），“故园梅花正开时，记得清尊频倒”（《孤雁儿》），可以推断，它是比较舒适和值得留恋，值得回忆的。但如今，“恨星星、不堪重记”。发已星星变白，而人又在异乡客地，故而更加不堪回首往事。以下则直陈其现实的苦恼：“如今但有，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老”与“伤时”，均于此几句中挑明。作者所深怀着的家国身世的感触，便借着惜花、伤春的意绪，尽情表出。然而词人并不就此结束词情，这是因为，他还欲求“解脱”，因此他在重复叙述了“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的“嗟老”之感后，接着又言：“待繁红乱处，留云借月，也须拚醉。”“留云借月”，用的是朱敦儒《鹧鸪天》成句（“曾批给雨支风券，累奏留云借月章”）。连贯起来讲，意谓：乘着繁花乱开、尚未谢尽之时，让我“留云借月”（尽量地珍惜、延长美好的时光）、拚命地去饮酒寻欢吧！这末几句的意思有些类似于杜甫的“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表达了一种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心理。
总之，程垓这首词，通过委婉哀怨的笔触，曲折尽致、反反复复地抒写了自己郁积重重的“嗟老”与“伤时”之情。以前不少人作的“伤春”词中，大多仅写才子佳人的春恨闺怨，而他的这首词中，却寄寓了有关家国身世（后者为主）的思想情绪，因而显得立意深远。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